金熙德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各界精英围绕未来对外战略展开了论争，从中出现了各种蓝图与设想。本文旨在从这些纷杂的观点中提炼出几组最具代表性的对立范畴，以利于更深入地把握冷战后日本对外战略调整的内在思路。

国家模式：“普通国家”，还是“民生大国”？

冷战以后，日本应追求何种国家模式？对这一关键性问题，日本出现了两种颇具影响的理论，一是“普通国家论”，二是“民生大国论”。

1、“普通国家论”

“普通国家论”是当代日本重要政治家小泽一郎在其1993年所著《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提出的理论。

小泽在书中称：“日本远未成为普通国家”。[①]他认为，“普通国家”需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对于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把它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尽自己的责任去实行。……这一点在安全保障领域尤为如此。”“其二，对为构筑富裕稳定的国民生活而努力的各国，以及对地球环境保护等人类共同课题，尽自己所能进行合作。”他认为，日本在后者面即“经济援助”领域已作出了一些国际贡献，但在前者即“安全保障”方面却远不尽人意。[②]

“普通国家论”的要害，就在于以“为国际安全作贡献”为由提倡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和内外舆论牵制，重获对外军事手段。为了论证这一理论，该书“以强化日美同盟和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正面理由，[③]以所谓“中国和朝鲜半岛是亚太地区最大不稳定因素”这样的荒谬命题作为反证理由。[④]

“普通国家论”以直接、激进的语言说出了日本一些势力想说而未能说出的话。《日本改造计划》出版后，立即在日本列岛激起了强烈反响，成为一再重印的畅销书。[⑤]但同时，“普通国家论”也一再受到了反对和批判，使这一理论成为各界战略论争的一大焦点。

2、“民生大国论”

在与“普通国家论”相对立的各种宏观思路当中，最具代表性者当属“民生大国（civilian  power）论”，其首倡者是著名记者船桥洋一。该主张首见于由船桥主编、8名学者合著的《日本战略宣言——以民生大国为目标》（Civilian Manifesto，以下简称《宣言》）一书。《宣言》的序言开宗明义地概括了“民生大国论”的主要思想：

（1）对待“保革”、“左右”、“强硬派与温和派”等战后政治中的意识形态派别，《宣言》统统予以排斥，称：“我们不是鹰派”，“我们也不是鸽派”，“我们不是右翼”，“我们也不是左翼”，因为“冷战已经结束”；

（2）对待日本外交，《宣言》主张：“我们已厌烦专等外部压力的日本政治，也为无理念的外交而感到羞耻”，“（我们）必须拥有理念力量，必须提出战略”，在和平、发展、人权、环保等领域“日本必须发挥强大的指导能力”；

（3）对待“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宣言》都持反对态度，并提出了“民生大国”的概念，称：“我们反对日本成为军事大国”，“我们也反对停留在经济大国。经济力量必然成为军事力量的历史法则是不存在的。决不能把日本的经济力量变为军事力量，而应把它发展成为全球性民生大国（global civilian power）”；[⑥]

（4）对待“欧美主义”和“亚洲主义”这两个近代以来日本外交的最重要选项，《宣言》的主张是：“我们不主张脱亚入欧，但也不主张入亚脱欧，我们主张入亚入欧”（亦叫“太平洋全球主义”）；

（5）对待日本的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宣言》强调：“国家利益的含义也应重新定位”，“为了日本的生存而让他者生存”，“实现开放的自我利益”；

（6）在国际政治立场上，《宣言》标榜：“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又是理想主义者”，“我们是靠两条腿站立”。[⑦]

船桥强调，日本不应成为“普通国家”即军事与经济大国，而应自我定位为“全球性民生大国”。[⑧]他主张，日美同盟虽须坚持，但应在冷战后的形势下予以改造，改变过度的“贴近美国外交”，以多边（联合国、关贸总协定）、日美欧三极（G7、OECD）以及地区（ASEAN扩大外长会议、APEC）等多重外交对之予以平衡。

船桥认为，日本必须改变缺乏亚洲政策的现状。在这方面，最大障碍就在于日本自身，即就在于能否认真清算侵略历史，从而真正得到亚洲国家的信任。[⑨]

“普通大国论”和“民生大国论”是冷战后日本出现的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模式。近年来，两者出现了共存之势。“普通国家论”中关于“为国际安全作贡献”的主张已在日本各界得到了广泛支持，[⑩]而“民生大国论”提倡的“多重协调体系”主张也正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日本外交之中。

国家战略：经济立国，还是争当政治大国？

二战以后，日本在战败和被美军占领的条件下，选择了一条作为“通商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道路，形成了以“经济立国”为核心理念的国家战略。

80年代上半期，中曾根首相正式提出了争当“政治大国”的目标，这标志着日本开始从战后的“经济立国”战略转向“政治大国”战略。在90年代，日本的政治大国志向丝毫没有减弱，而是表现得异常积极主动，其表现形式则不断有所调整。

90年代后期，围绕“经济立国”与“政治大国”目标的两种国家战略之争出现了新局面，即双方的主张都变得不甚鲜明，两者间界限变得混沌不清。2000年1月，小渊首相的智囊团“21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提出的最终报告，就体现了两派思想的妥协与共存。在未来中近期内，日本的决策层将在这两种思想的彼此消长和相互平衡的影响下，不断寻求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

核心问题：维护“和平宪法”，还是追求军事作用？

90年代日本各界围绕对外战略的重新定位而提出的各种思路，以“是否积极发挥对外作用”和“发挥何种对外作用”为两大焦点（参见图1）。

二战以后，日本在战败和被美军占领的条件下形成了和平发展路线，其首要基础与保证就是战后颁布和实施的《日本国宪法》（战后宪法），其第九条是整部宪法的灵魂，其中明确规定了日本放弃对外使用武力的权利，因而该宪法也叫“和平宪法”。

直至90年代初期，那些主张修改宪法、重获对外武力手段的势力始终未能在政界和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更没有能够启动“修宪”进程。然而，90年代中期以来，围绕“和平宪法”的势力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修宪”势力明显增强，“护宪”势力明显减弱，以致于2000年伊始便出现了首次在国会众参两院正式设立“宪法调查会”来开始“论宪”的局面。

从迄今为止众参两院“宪法调查会”的讨论情况看，各党之间围绕“护宪”与“修宪”的分歧依然很大。主要执政党——自民党的基本方针是朝向“修宪”方向积极诱导宪法调查活动，自由党积极支持“修宪”，公明、民主、社民、共产等各党对“修宪”均有不同程度的保留或坚决予以反对。　

国际秩序观：“日美欧三极论”，还是“霸权稳定论”？

冷战后初期，日本曾涌现大量探讨和论述“冷战以后”、“霸权以后”国际新秩序和日本战略选择的论著。[11]

综观90年代初期日本各界的议论，可以看出其中贯穿着如下主线：日本各界精英纷纷提出了“日美欧三极主导”的冷战后国际新秩序蓝图，并主张日本要积极参与构筑这一秩序。日本的“三极论”具有三种浓厚色彩：一是意识形态色彩，二是强国主宰论色彩，三是多极化色彩。

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80年代那种基于经济实力的自信，重新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心理，提高了对中国的防范意识。以这些变化为背景，“日美欧三极论”降低了调门，代之而起的是改头换面的“霸权稳定论”和“日美主导东亚论”。
 
以1994年开始的日美安全同盟“再定义”为契机，日本改变了积极构筑“日美欧三极主导”的国际新秩序的大国路线，改而采取了以辅助和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地位来换取自身的地区第二主导大国地位的道路。日本的一些主流学者已从冷战后初期的“后霸权论”和“多极化论”转到了依靠美国实现东亚稳定和自身目标的“霸权稳定论”。

在现阶段，日本各界精英也都承认未来世界秩序不会是“美国单极霸权体系”。然而，他们未能就东亚新秩序勾勒出清晰的图景，因而也就难以就日本未来走向提出明确的战略思路。因此，他们认为在现阶段只能依靠现成的日美同盟框架，坚持“对美协调“，同时视美国的宽容程度而逐步推进政治大国战略。可以说，目前主张强化日美同盟的各种理论，与其说是21世纪日本的长期战略，不如说是在没有替代方案的情况下而采取的中、短期战略和长期策略。

决策依据：国家利益优先，还是意识形态优先？

冷战后日本对外战略的基础理念是国家利益，还是意识形态？80年代末以来，随着冷战趋于终结，日本曾出现“脱离意识形态”现象。与此相对应，“国家利益”概念日益受到重视。日本外务省1991年版《外交蓝皮书》开门见山地指出：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使“西方”这一概念的意思变得模糊不清。这虽不意味着放弃同美国及七国首脑会议的协调，但同亚太各国树立政策协调关系变得更加重要。[12]1995年1月，外相河野洋平在一篇文章中对此作了更明确的阐述。他认为，美国实力的下降和东亚经济的发展，使国际结构发生了变化，要求日本加强务实的双边关系；“西方一员”概念已失去其实际内容，日本已不能再据此作外交判断，而应以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为对外政策的依据。[13]

然而，正当河野文章发表时，日本对外政策思想的潜流已在改向，基于“国家利益说”的冷战后现实主义在河野文章以后转入低潮，取而代之的是“日美共同价值论”。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对外政策讨论中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增强，“国家利益说”退居其次。

综观90年代日本的首脑演说、政府文件及政府智囊学者的言论，不难发现其中充斥着“日美共同价值观”和以此为依据调整对外姿态的主张。日本外交的行为方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以体制和意识形态划线、以特定政治标准衡量他国、试图以自己的价值观影响他国的倾向明显增强。

理念基础：亚洲主义，还是普遍主义？

如何对待亚洲主义和普遍主义，是近代以来始终困扰日本外交的基本问题。日本始终未能提出能够得到亚洲各国赞同的亚洲主义理念，其顶礼膜拜的“普遍主义”又带有强烈的欧美中心主义色彩。

二战以后，支配日本外交的理念始终是美国中心主义的“普遍主义”，这种情况至今并没有得到改观。但从80年代以来，以新民族主义的抬头为背景的亚洲主义死灰复燃，“说‘不’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石原慎太郎与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一书首次提出了“说‘不’论”。[14]石愿呼吁摆脱对美国“核保护伞”的盲目崇拜，[15]提倡对美国的压力断然说“不”，走一条“与亚洲共生”之路。1990年5月，石原与渡部升一、小川和久合著了《日本还是可以说“不”》一书，[16]此后又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共著《亚洲可以说“不”》。90年代中期以后，石原的“说‘不’论”又增添了指责美国经济霸权的内容，其代表作就是1998年出版的《日本经济可以说“不”》。[17]

以“说‘不’论”为代表的亚洲主义情结，是以否定日本侵略历史的亚洲观为基础的，因而是一种缺乏根基的对美感情宣泄和对亚故伎重演。

“脱美入亚”是以日本经济界为中心而存在的另一种亚洲主义情结，它是与东亚经济起飞趋势一道出现的。[18]当9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恢复活力、亚洲经济陷于危机时，这种亚洲主义便降低了调门。9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正在小心翼地探索在维持美、亚间平衡的基础上推动东亚合作的途径。日本从观望、消极到参加“东盟加中日韩（10+3）”首脑会议，进而积极推动中日韩合作，就体现了这一方面的努力。这一新动向的思想基础将在今后逐步得到澄清。

行为方式：小国主义，大国外交论，还是中级力量说？

战后日本外交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主动采取“低姿态”，在国际事务中追随美国，尽量抑制自己的对外独立主张。

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日本各界精英中陆续出现了要求变“中小国家外交”为“大国外交”的呼声。80年代末以来，“大国外交论”以极其明确的方式得到表述。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务省高官栗山尚一多次撰文，就日本对外姿态调整问题作了理论阐述。在他看来，国际秩序主要是由大国来形成和维护的，中小国家的使命只是很好地适应既成秩序，以维护本国利益；如今日本要摆脱以往的“中小国家外交”而向“大国外交”过渡。[19]

1993年小泽一郎提出的“普通国家论”，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倡大国外交。他认为，日本不仅应在经济领域、而且也应在派兵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等方面作出“国际贡献”。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共同执笔的《日本可以说‘不’》一书，代表了80年代以来日渐增强的新民族主义和“厌美情绪”。这种“说‘不’论”在要求提高独立自主性方面与“大国外交论”和“普通国家论”具有一脉相承之处，但在对待“对美协调”与“国际贡献”方面却具有很大差异。

在这一时期，与“大国外交论”和“普通国家论”针锋相对的理论，是武村正义在《虽小却熠熠发光的国家》一书中提出的“小国论”。该“小国论”继承了近代以来的“小国主义”传统，但这一理论在90年代未能占据主流地位。

到了90年代中期，日本对外行为方式的自我定位又有了新的变化，其追求大国外交的呼声有所降温，对“中国威胁论”的共鸣增大，依赖美国的向心力得到加强。另一方面，“55年体制”崩溃后政界的“总体保守化”趋势得到加强，这一变化使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其结果，90年代中期以来，加强日美同盟、背靠美国“借船出海”的“普通国家”路线在日本对外行为方式上占了上风。

对这一路线提出补充和修正的是“中间国家论”。日本一些论者提出，日本本来就不具有与美、中、俄等大国对等地展开“权利游戏”的能力，因而倒不如坚持作为“中间国家”而制定对外战略。这一理论在主张加强对美协调、增强日本的对外影响方面与上述“借船出海”方式并无二致，但在目标与手段方面表现为更彻底的对美依赖主义和结构性的“霸权稳定论”，在这一点上与“大国外交论”表现出的权宜性的日美同盟论划了一条界限。

外交手段：经济外交，政治外交，还是军事外交？

战后日本外交的主要手段是经济外交，即它是一种以发展经济为目的、以经济为主要手段的外交，当今居世界首位的援助大国地位是日本外交的主要强项。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开始对经济外交作出调整，谋求确立以经济外交为主、以政治外交为辅、并包括将来可能恢复的军事外交在内的大国外交体系。

在经济外交领域，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以往长期坚持的立足于“南北问题”的“开发援助”理念，而开始采取对他国施加政治影响的“战略援助”理念，动辄对受援国拿起停减援助的制裁大棒。1992年6月30日，日本内阁制定了《政府开发援助（ODA）大纲》，其核心是确立了对外援助的政治标准，引进了制裁手段，正式启动了“经济外交政治化”进程。

除经济外交的变化以外，日本越来越积极地展开政治外交，在维和、军控、安全对话、地区合作等领域谋求发挥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的作用。

与此相并行，日本一些势力越来越明确地提倡重新获得军事外交手段，日本政府也在小心翼翼地试探重获军事外交手段的途径。首先，日本与美国共同发表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并在国会通过了新《指针》的相关法案。其主要后果是，日本今后可以在“周边事态”这种本土以外的地区对美军的对外军事干预行动提供“后方支援”。其次，日本加快了“修宪”进程，其矛头直指规定日本“放弃战争”的宪法第九条。如果这一进程真的使日本重获对外军事手段，那么日本将在配合美军作战行动中超越“后方支援”而直接参战，而且有朝一日有可能摆脱美国的控制而为单独对外用兵铺平道路。

对外关系：坚持日美基轴，还是走向全方位外交？

二战以后，日本形成了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路线，其显著特征是“美主日从”。

50年代以来，“美主日从”框架受到了日本国内的两种挑战：其一是主张在美主日从框架中提高日美对等成份的改良势力；其二是主张变日美同盟为独立自主外交的否定势力。前者又分为如下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推进全方位外交“间接”地减少对美依赖的离心倾向；另一种是通过调整日美关系来“直接”提高日美对等性质的向心倾向。

1994年2月23日，细川首相成立了以樋口广太郎（朝日啤酒公司董事长）为会长的咨询机构“防卫问题恳谈会”。该会于同年8月份向当时的村山内阁提交了题为《日本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的应有姿态——面向21世纪的展望》的研究报告（通称“樋口报告”）。这一报告的第二章第四条措施，把“多边安全合作”放在第二条予以论述，而把日美安全关系摆在第三条，这被人们视为日本追求自主防卫和脱美路线的迹象。

“樋口报告”发表前后，美国国防部也在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耐的首倡下开始了新东亚战略的研究，旨在重新加强处于“漂流”状态的日本同盟。以“耐报告”为基础，日美着手为双边同盟进行“再定义”。1996年4月16日克林顿总统终于访日，美日首脑于17日发表了《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根据《联合宣言》精神，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着手修订1978年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并于1997年9月23在纽约发表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简称“新指针”）。1999年4～5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了“新指针”的3个相关法案。至此，日美同盟“再定义”进程通过“三步走”而告结束。

90年代后半期，日本各界精英围绕美日同盟的见解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以“脱亚入美”为集中表现的亲美派政策倾向，以“脱美入亚”为集中表现的亚洲派政策倾向，以“入美入亚”为集中表现的平衡派政策倾向。近年来，有些日本人热中于以“海权”对“陆权”的模式论证日美同盟的合理性，其中包含着以日美同盟确保海上权益和贸易通道的安全考虑和抑制他国参与海洋竞争的防范意图。

当然，除上述两种战略思路以外，日本的一些右翼学者、各界强硬派、各类防卫“族”们正起劲地鼓吹赤裸裸的、低廉的反华论调。有的摆出干涉台湾问题的架势，[20]有的甚至鼓吹以“日台韩印联合”来对付中国，等等。[21]

社会思潮：新民族主义抬头，还是国际主义主导？

80年代后期以来，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新民族主义思潮出现了蔓延之势。石原一方面强烈主张日本应摆脱美国附庸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肆意否认日本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历史。这样一种赤裸裸的新民族主义思潮却在日本社会得到了广泛共鸣，这一点可从他的几部“说‘不’”的书一再畅销、石原本人当选东京都知事等事例中得到证明。

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的传媒和有识之士曾纷纷对石原的这种赤裸裸的民族主义喧嚣提出了批评，指出《日本可以说“不”》一书缺乏责任感，说话未免过度。[22]然而，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政界总体保守化局面的形成，日本社会逐渐失去了对新民族主义进行自我批判的能力。

在90年代，日本政界、舆论界和学界的民族主义倾向也呈现出进一步加强之势。

首先，为日本的侵略历史翻案的势力与动向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政界有自民党的“历史问题研究会”等大规模的有组织、有系统的翻案活动，学界有“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等组织给翻案活动披上了“学术”的外衣，舆论界的若干杂志则更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否认侵略历史、漫骂亚洲邻国为“特色”，在书店里可以看到否认侵略历史的书籍的种类大大超过正确描写历史的书籍，在法庭客观描绘了历史的人们连遭败诉。

其次，突破战后法制限制而走向军事大国的倾向日益失去牵制，照此下去日本势必走上一条与战后道路完全不同的路径。

在现阶段，日本的民族派与国际派、亚洲派与亲美派都在“国际贡献”的口号下打着各自的主意。然而，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主张发挥对外“军事贡献”的主张正在逐渐得势。这类主张，与其说是提倡作“国际贡献”，不如说是要在“国际贡献”的幌子下打通走向军事大国的道路。

结语：在未来时期，日本对外战略调整进程除受其国内政局影响之外，还将主要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影响：中日“伙伴关系”的进展趋势，中美日俄关系的关系的调整情况，以及东亚地区合作前景等等。在21世纪到来之际，日本在新世纪对外战略的选择上犹在举棋不定，彷徨犹豫，预计这一状态还将持续一段时期。（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1期）

        [①] [日]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讲谈社，1993年，第18页。
        [②] [日]小泽，同上书，第102～105页。
        [③] [日]小泽，同上书，第117页，第123页。
        [④] [日]小泽，同上书第115页。小泽在书中还暗示了要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的可能性（参见同上书第158页）。
        [⑤] 小泽的《日本改造计划》于1993年5月20日出版后，不到4个月就增印12版，不到1年零2个月就增印21版……
        [⑥] 船桥一般以音译日文片假名表述“civilian
        power”，在《日本战略宣言》（讲谈社，1991年）的第15页和《日本的对外构想》（岩波书店，1993年）的第210页则以汉字“民生大国”予以表述。
        [⑦] [日]船桥洋一编著：《日本战略宣言》，讲谈社，1991年，第13～18页。
        [⑧] [日]船桥，同上书，第53页。
        [⑨] [日]船桥，同上书，第59页。
        [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90年代中期以后小泽本人的政治活动并非顺利，但他的“普通国家论”却在政界广泛渗透。
        [11]
        其代表作有：猪口邦子：《后霸权体系与日本的选择》，山本吉宣、卫藤沈吉：《综合安保与未来的选择》，五百旗部真：《秩序变革期日本的选择——提倡“美日欧三极体系”》，猪口孝：《现代国际政治与日本》，入江昭：《新日本的外交——全球化时代日本的选择》，船桥洋一等：《日本战略宣言——以民生大国为目标》，大来佐武郎、伊藤宪一、田中明彦监修：《新世界秩序与日本的作用》，中曾根康弘等：《共同研究：“冷战以后”》，高坂正尧：《日本存亡时刻》，船桥洋一：《日本的对外构想——冷战后展望》，细谷千博、丸山直起编：《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等等。1992年2月25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了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题为“欧、美、亚三极构想”的研究报告。
        [12] [日]外务省编：《外交蓝皮书》1991年版，第27～29页。
        [13] [日]河野洋平：《日本外交前进的方向》，载[日]《外交论坛》1995年1月号。
        [14] [日]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日本可以说“不”》，光文社，1989年，第12～21页。这部书接连再版，销售量已突破125万册。
        [15] [日]石原等，同上书，第141页。
        [16] [日]石原慎太郎、渡边升一、小川和久：《日本还是可以说“不”》，光文社，1990年。
        [17] [日]石原慎太郎：《日本经济可以说“不”》，光文社，1998年。
        [18] 参见[日]船桥洋一：《日本对外构想》，岩波书店，1993年，第98～102页。
        [19] [日]栗山尚一：《动荡的90年代和日本的课题》，载[日]《外交论坛》1990年5月号。
        [20] 参见[日]《防卫》，1999年秋季号，第9～15页。
        [21] 参见[日]《追求》，1999年10月27日号。
        [22] [澳]加文·麦考马克：《虚幻的乐园》（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