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9·11”当天的那个“漫长的6分钟”相比，布什生命中还有一个更“漫长的20分钟”，那是1998年2 月3 日，卡拉·法耶·塔克执行死刑的过程。卡拉·法耶·塔克是一个残忍的女杀人犯，曾扬言每一斧子她都能体验到快感。但在13年牢狱生活中，她进行了彻底的忏悔，看上去已经改过自新了。

这起死刑引起了很多美国人和外国人的同情。随着死亡的临近，整个美国都能听到鼓噪的声音：放卡拉·法耶·塔克一命。人们的反应异常强烈，让人不得不为之心动：死刑反对者抓住这个案子为自己的事业制造声势；彼安卡·杰格代表大赦国际飞临得克萨斯；约翰．保罗二世的特使特意致信给布什；大群的示威者在首府和州长府邸举行抗议活动；还有很多人不停地为她祈祷，并认定她是活着的见证人，见证了信仰赎罪的力量；就连布什的女儿都明确表示反对死刑。

面临着巨大压力的布什耐心地对女儿她解释了他支持死刑的道理，说他相信死刑可以“震慑夺取别人生命的人”，并解释了法律——得克萨斯处决的都是穷凶恶极的罪犯，“惩罚的目的在于预防”。为了公正，最终他还是下令处决了一个似乎改变了心灵和生活的女人，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为他所做的事情负责”。在“9·11”之后，这些话成为了布什及其一班人的行动纲领和精神指南。

            政权更迭“首发式”

在目睹世贸大厦的一片狼藉时，布什已下定决心，要惩罚作恶的人。他坚定地说，“如果有人攻击美国，我知道我最急需的工作是保卫美国并抓到和找到他们。”在发誓消灭拉登的同时，拉登的藏身之地阿富汗很快便“爱屋及乌”地被列为美国第一打击目标。

之所以不放过塔利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布什政府已认定，阿富汗是“基地”组织的大本营。2001年9月20日，布什在国会对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认定塔利班政权犯下两大罪行，一是“通过支持和庇护恐怖主义分子并向他们提供所需物品威胁着每一个地方的人”，二是“镇压自己的人民”。布什指责说，来自60多个国家的数以千计的恐怖主义分子，在各自的国家和邻近地区被招募后，被送到阿富汗等地的营地，接受“基地”组织的有关使用恐怖手段的训练，尔后，“他们被派回原地或被送到世界各国躲藏起来，策划邪恶的破坏行径”。

不仅如此，布什还提出了接近于“恐怖国家”的概念。 在国会演说中，布什特别提到，“基地”组织的头目在阿富汗有巨大的影响力，并支持塔利班政权控制了国内大部份地区。布什耐人寻味地说，“在阿富汗，我们看到的是‘基地’组织对世界的构想。”就这样，布什几句话就把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与“基地”组织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两句话的潜台词是：“基地”组织与塔利班狼狈为奸，互为依托，塔利班借助“基地”组织巩固政权，而“基地”组织则正在以阿富汗为基地向世界各地扩张，从某种意义上说，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正在蜕变为一个恐怖国家，也就是说，培植恐怖，制造恐怖，输出恐怖。这种提法在当时的情境下，具有极强的煽动力，使得世界上几乎没有国家再公开站在塔利班的一边，美国打击塔利班的阻力被减到了最小的程度。

与此同时，就像此前打击南联盟一样，美国开始大肆渲染塔利班政权的邪恶性。用布什的话说，“阿富汗人民受到残酷的待遇——很多人正在挨饿，还有很多人已经逃离。妇女被禁止上学。你可能因为拥有一台电视机而身陷囹圄。宗教活动只能在他们的领导人的支配下进行。一个人会因为胡须不够长而在阿富汗遭到监禁。”在白宫的调动下，美国媒体也积极投入到攻击塔利班的工作中来，很快便使美国在“宣传战”中占据了绝对优势。

不过，基于战略的考虑，美国并没有立即对塔利班宣战，而是先提出了四项要求：①将隐藏在阿富汗土地上的“基地”组织所有头目交给美国当局。②释放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所有被塔利班无理监禁的外国人，保护在阿富汗的外国记者、外交官和援助人员。③立即永久关闭在阿富汗的所有恐怖主义分子训练营地，向有关当局交出每一个恐怖主义分子及其支持系统中的每一个人。④允许美国进入所有恐怖主义分子训练营地，以确保这些营地不再进行活动。对这几点，白宫认为没有讨价还价或协商的余地，布什要求“塔里班必须采取行动，必须立即行动”。塔利班的选择只有两个：或者交出恐怖主义分子，或者遭到与他们同样的下场。

看上去，这几个要求似乎还有得商量，但事实上，塔利班已没有选择，因为塔利班若交出本．拉登，其境内偏激派人士必群起反对，造成塔利班的执政危机，由于塔利班早就面对民不聊生的内部压力，政权早已岌岌可危，经此打击，必然迅速垮台。在这里，“交出本．拉登”便成了美国除掉塔利班政权最好的借口，尽管此后白宫一再表示，美国政府的目标是打击恐怖主义组织，而不是推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但这充其量也就是给世人看看，行的是先礼后兵的策略，同时也让塔利班心存侥幸，涣散而不是凝聚他们的抵抗意志。

为了表现出美国“除暴安良”的决心，美国政府一方面许诺，将向阿富汗人民提供3.2亿美元援助，同时坚称，这场战争的敌人不是阿拉伯世界，不是伊斯兰教，也不是任何国家的人民，真正的敌人是恐怖主义分子本人和庇护并支持他们的政权，以便尽可能地鼓励塔利班政权，赢得国际社会更广泛的支持。

也正是从那时起，美国进行“政权更迭”的三大由头开始逐渐清晰化了，那就是：①对方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或者是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政权，它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有着巨大的威胁；②对方是一个专制的、不民主甚至是邪恶的政权，它的人民渴望并需要解放，需要自由，需要民主；③美国的责任是推翻现有政权，帮助这个国家建设繁荣和自由的社会，美军是解放者，是和平的卫士。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在美国的倒萨战争中无数地的听到上述言辞，而在与伊朗、朝鲜的矛盾关系中，美国人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前两个由头，而一旦决心走上战争之旅，第三个由头也将随之提出。

            “顺利的战争”

尽管目标已经十分明确，但布什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还是非常慎重，尽可能把一切都准备好。在打击阿富汗之前，白宫充分总结了越战和苏联入侵阿富汗的经验教训。10月11日，布什指出：“从越南战争中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东西，我们不可能使用常规军和常规武器对付游击队。”他还说，这场战争不同以前，美国政府之所以会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是因为当时是政客在决定战争的走向，而不是军事战略家在打仗。

为此，美国制定了周密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计划的制定者，正是日后在“倒萨”等“大业”中唱主角的沃尔福威茨等人。为了师出有名，获得联合国的授权是必需的。9月12日，联合国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谴责在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发生的“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行动”的决议案，并紧急呼吁国际合作，将凶犯、组织者和支持者绳之以法。此后，美国加快了反恐的外交努力，在短短的几天里，就获得了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同情。9月24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最新的反恐怖主义决议，授予美国对阿富汗境内的恐怖分子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当天，美国众议院便投票通过了向联合国支付拖欠的5.82亿美元会费的决议，此前，美方曾经表示要在2002年底联合国完成必要的机构改革后才肯补交剩余的拖欠会费。不仅如此，在日后阿富汗的重建工作中，美国也把联合国推向了前台，这与2003年3月20日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伊拉克战争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美国的争取下，阿联酋和沙特决定断绝同塔利班的关系，而巴基斯坦也表示会支持美国的行动。由于有了联合国的授权，有了全世界绝大多数主权国家的支持和同情，美国得以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了一个广泛的“同情战线”，连一些长期与美国对立的伊斯兰国家也默不作声，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所没有遇到过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有强大后援的美国与孤立无援的塔利班本就实力悬殊的对抗变得更加无从较量了，美国也便得以空前从容地开始了这场战争。

与此同时，美国开始采取行动力求切断恐怖组织的财源，把恐怖分子“饿死”。9月24日，布什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冻结和拉登有关系的27个组织和个人在美国的财产。布什说，冻结拉登及其同伙在美国的资产，是全面打击恐怖主义分子的“财政基础”，“对恐怖分子的资金穷追不舍是找到他们形迹的途径”。这是美国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展开对恐怖主义的围剿后，又在金融网络展开的新攻势。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截止10月12日，已有66个国家执行了查封恐怖主义资产的命令，全球有2000万美元的资产被冻结，110个国家与美国一起参加了阻止恐怖分子及其组织获得资金的多边行动。

“以夷制夷”是美国的又一良策。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减弱阿富汗民众和政治派别的反美情绪，五角大楼制定了“关门打狗”的战术，充分发挥“北方联盟”等反塔利班组织的作用，1而美国则主动把自己降格为辅助力量。令很多人始料不及的是，北方联盟军队11月13日早晨到达喀布尔郊外时，塔利班已弃城而逃，北方联盟很轻易地便立下了头功。尽管有些人担心北方联盟等会过河拆桥，但布什政府却十分相信自己的控制力，相信在阿富汗复杂的新形势下，新政府无法离开美国的“援助”——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仍蠢蠢欲动，阿富汗国内也是一贫如洗。事实也正是如此，在12月22日阿富汗临时政府上台后，美国继续保持了阿富汗的绝对影响力。此后，美国在“倒萨”时又故伎重演，大力支持伊拉克的反对派，而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也选择了支持伊朗国内的反对力量，尽管这样做效果没有像在阿富汗那样明显，但却已成为美国在“政权更替”斗争中的既定战术。

从“9·11”遇袭并发誓反击到10月7日开始阿富汗战争，美国总统布什之所以迟迟没有下令开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等待情报人员搜集到足够的信息。美国希望同塔利班打一场情报战，这不仅涉及侦察卫星以及间谍飞机，还包括人力情报，这些情报对于选择打击目标以及打击行动的效果具有重要的作用。

不过，情报战也只是这场新世纪的“全新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战争之所以被视为全新的战争，就在于它有两个不同的战线，它调动了几乎所有可能调动的资源。在“看得见的战争”中，我们看到了90个国家2的参战，看到了美国相对塔利班政权所具有的巨大的军事优势，看到了美军空中打击的威力，3看到了一场戏剧性的战争，4看到了一场代价极小的“政权更迭”战争。5

而在另一条战线，“看不见的战争”也全面打响了。正如拉姆斯菲尔德所言，“公众一方面可能看到一些没有明显胜利结果的剧烈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也可能对一些导致重大胜利的行动全然不知。”6白宫相信，通过诸如信息战、心理战、分化战以及经济战等等这些看不见的战线，也许更能摧毁塔利班政权。于是，在另一条战线上，我们“看到”了宣传战、信息战、情报战、心理战、反间战，还有介乎两者之间的金融战和外交战。即便是各国的支持，也表现在不同的“战线”：有的提供外交支持，有的提供财政支持，有的提供后勤或军事支持，还有的提供情报支持；有些公开帮助美国，有些则在暗中秘密地提供帮助。

正是在各种力量的汇聚下，在全新战争观念的引导下，这场当初被视为有很大难度的战争，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大局已定了。对这场“顺利的战争”，各方有着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实力的胜利，有人认为这是多边合作的胜利，有人则认为是由于塔利班无能而拱手送上的胜利，但对阿富汗人来说，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像美国所许诺的那样获得安全和繁荣。

    “喀布尔市政府”

在塔利班溃败后，阿富汗一度出现了新气象：阿富汗妇女获得了新生，过渡政府建立了，国际社会的援助源源不断地到来。但好日子没过多久就遭遇了坏天气，2002年7月6日，两名身份不明的枪手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了阿富汗副总统兼公共工程部长阿卜杜勒·卡迪尔，使世人为之震惊，而阿富汗局势的动荡也就此开始。

还在卡迪尔遇刺前，2002年6月14日，卡尔扎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指出，经济重建、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和腐败，将是阿富汗过渡政府的工作重点，而这其中，恢复阿富汗的经济是重中之重，因为这不仅有助于消除塔利班的影响，树立中央的权威，也有利于市场经济在阿富汗的建立。

为了重建经济，就必须使阿富汗的经济发展走上健康的轨道，为此，使阿富汗毒品经济转向正当农业的工程便成了当务之急。在国际组织的配合下，阿富汗在不到半年时间里清除了3万公顷的罂粟，销毁了1024公斤的海洛因、8500公斤鸦片、1万多公斤大麻，而卡迪尔正是这项工作的领导者。为了去除阿富汗的罂粟之花，卡迪尔想出了很多办法，其中的一个举措就是付给罂粟种植者每英亩500美元，然后烧毁罂粟之土，但这却惹恼了以贩卖鸦片为生的黑手党，是否他们实施了报复不得而知，但卡迪尔遇刺显然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在他们看来，这将是对中央政府发动的“鸦片战争”的一大打击。

在卡迪尔遇刺后，阿富汗的“鸦片战争”陷入低潮，种植罂粟重新成为阿富汗最赚钱的生意之一，而地方军阀则成为推动毒品交易的幕后势力，无论是塔利班，还是曾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作战的阿富汗军队都卷入到了这些丑恶的生意中。在各方面的“努力”下，2002年，阿富汗收割的罂粟价值就在12亿美元左右，这与当年阿富汗所得到的所有外国援助资金相当。塔利班政府垮台不到两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就增加了10倍多，产量占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三。

不仅如此，鸦片所带来的滚滚财源正在成为塔利班死灰复燃的发动机，成为腐蚀阿富汗官员和军队的“软骨散”，军队贩毒行动也对国家前途造成了可怕威胁。对此，阿富汗外交部发言人奥马尔·萨马德指出：“毒品和恐怖主义是这个国家的两大危害。如果我们的政治候选人用毒品换来的美元买官，后果不堪设想。哥伦比亚、泰国和缅甸就是明摆的教训。”7

与毒品的迅速“复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富汗农业和交通的基本建设却进步缓慢。专家指出，大幅减少阿富汗的鸦片产量的先决条件是保证给农民供水，在最近23年左右的时间里，将赫尔曼德河的水抽调到农田的灌溉渠道已被连绵的战火摧毁，而只有修复这些灌溉渠道以恢复供水才能使农民弃罂（粟）归耕。与此同时，修复公路也成为当务之急。由于战乱，阿富汗的大量桥梁和公路被毁，有“经济血管”之称的托克哈姆—贾拉拉巴德—喀布尔公路如今不仅千疮百孔，而且地雷遍布。在中央政府看来，只有把路修好，迅速恢复对外贸易，使国家走上贸易富国的正轨，阿富汗的根本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而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和人力的投入，也需要有个稳定的环境。据悉，仅就扫雷而言，在所需的7亿美元资金按时到位的情况下，阿富汗境内的地雷10年内才能全部清除。

与此相关的是难民问题。由于战乱，约有300多万阿富汗人流离失所，这导致大量田园荒芜，社会问题丛生，在边境地区，暴力犯罪不断，难民健康问题堪忧。如何使难民早日重返家园，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是阿富汗政府的一大难题。

而更令人头疼的是地方割据和权力斗争。虽然卡尔扎伊总统获得了外界的支持和认可，但他在阿富汗国内却缺乏根深蒂固的权力基础，也缺乏对全国的有效控制和影响，有人甚至把他称为“喀布尔市长”以表明他的有限的影响力。而事实上，自阿富汗临时政府建立以来，各民族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前政权与现政权之间、各地军阀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与冲突就从未停止过，即便在中央政府中，塔吉克人与普什图人之间的权势较量也是日趋激烈。

为了削弱地方势力，卡尔扎伊的策略是把这些代表人物邀请到喀布尔来做官，以求减弱他们与地方势力或者说权力基础的联系，虽然杜斯塔姆和伊斯梅尔·汗（赫拉特省省长）却拒绝了他的“鱼饵”，但卡迪尔（楠格哈尔省长）却很是捧场，他的到来被视为中央政府的一大胜利，同时也意味着喀布尔政权的影响力开始扩展到东部地区。但遗憾的是，卡迪尔有着太多的敌人，不仅毒品集团怨恨他，塔利班旧部仇视他（他是美国人眼中的反塔英雄），塔吉克人不满他，就连普什图人中也有人嫉恨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卡迪尔的悲剧结局。由于卡迪尔是卡尔扎伊关键的战略策划者和政治盟友，他的死不仅对卡尔扎伊的政治地位是一个沉重打击，也使卡尔扎伊的“削藩”努力严重受挫，在卡尔扎伊的设想中，卡迪尔进入喀布尔，不仅可以帮助他扩大在全国的影响，而且也可以成为中央与地方的和谐关系的象征。

由于无法在首都以外地区加强影响力，喀布尔政府被西方媒体讥笑为“喀布尔市政府”。到了2003年，人们发现，曾经“熟悉”的混乱的阿富汗又回来了，除了首都地区，整个阿富汗都重新陷入了塔利班时期的那种军阀混战的局面。阿富汗中央政府对喀布尔以外地区的控制力显得非常虚弱，2003年5月份，卡尔扎伊甚至还因此威胁说要辞职，除非各路军阀向中央政府交税。

令卡尔扎伊感到失望的是，中央政府的法令在阿富汗的多数地方如同废纸，在美国帮助下组建的所谓的“省重建小组”也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它们显然不是当地军阀的对手。如今，前军阀、国防部长穆罕默德·卡西姆·法希姆仍然控制着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大约有1.8万多人，其中大部分驻扎在喀布尔；其他中小军阀都神采奕奕地控制着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大军阀希克马蒂亚尔现在已与塔利班握手言欢，正在联手同阿富汗境内的西方国家驻军和 所谓西方支持的喀布尔政府展开斗争。

很多阿富汗人都对此都感到迷惘，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解放”后的阿富汗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也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人既帮助卡尔扎伊总统，又帮助与他敌对的军阀”？人们看到的是，在“9·11”事件发生后，急于打垮塔利班政权的美国把很多流亡军阀都重新武装和利用了起来，由于在这场交易中获得了武器和金钱，加之在实战中的一些贡献，这些军阀在战后得以名正言顺地坐上省长乃至部长的位子。不仅如此，国际社会的资助者还变相帮助这些军阀巩固了地位，他们为了方便，让军阀来分配和使用国际社会提供的大部分援助款，这也使得很多用于重建阿富汗和接济平民的资金流入军阀的腰包。美国的这种支持地方强人的做法，被认为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两面下注的方法，但缺乏根深蒂固的权力基础的卡尔扎伊政府对此也无可奈何。

卡尔扎伊本人也要承担一些责任，许多媒体都在指责卡尔扎伊也在玩两面下注的游戏。据透露，卡尔扎伊不仅与那些掠夺成性的省长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还就上缴入境商品的关税所得与控制阿富汗边境地区的军阀达成了协议，这一收入每年可达6亿美元。

    美国的“旧衣服”

更令阿富汗人不安的是，在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后，美国似乎已对阿富汗失去了兴趣，尽管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2003年夏在喀布尔表示，美国能够“一心二用”，但阿富汗政府却认为，美国已经转而将目光投向了伊拉克：美国的精锐部队已经转移到伊拉克，美国把肩负搜捕“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任务的情报官员从阿富汗调到了伊拉克（此前，击“基地”分子的骨干力量中央情报局的特别行动组和第5特种部队已被调离阿富汗），布什政府的重建工作重点也正在向伊拉克转移。一些专家认为，美国已经将阿富汗的重建工作降到次要位置，它在阿富汗“显得一直不愿意投入足够的资源以填补持久的安全缺口”。 

资金投入就很说明问题。2003年10月9日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以压倒多数批准了布什总统提出的为伊拉克和阿富汗重建追加约870亿美元预算的提案，其中用于伊拉克重建的达150亿美元（用于军事项目的达510亿美元）；相比之下，在千呼万唤后，美国于2003年8月阿富汗发生一系列暴力事件后才决定在10月开始的财政年度中投入8亿美元用于阿富汗重建（另外110亿美元用于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10月5日又承诺追加12亿美元，但显然难以弥补阿富汗重建所需的200-300亿美元缺口，而且这么晚才注入数十亿美元和派遣顾问能否取得预期效果还很难说。从军力上看，在阿富汗的美国驻军不到在伊拉克的6%，而且只是用来追剿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不负责地方治安。

尽管美国极力保证自己不会抛弃阿富汗，但这个国家却再一次陷入了困境。美国外交学会和亚洲协会2003年6月份公布的一份报告断言：“卡尔扎伊总统领导的过渡政府如果得不到更加有力的支持，阿富汗的治安状况就会进一步恶化，经济复苏的前景将趋于黯淡，而阿富汗也将恢复军阀统治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结果将大大损害美国在全球的信誉，并标志着美国反恐战争中的一次重大失败。”8这之后发生的事情已经非常说明问题，仅只在2003年8月13日这一天，在这个“最血腥的日子”里，就至少有63人在各种暴力冲突中被打死。对此，美国媒体批评说，阿富汗的援助工作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原因包括华盛顿政治意志不够坚定，美国自己的安全官员给驻阿富汗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施加了在援助人员看来非常苛刻的安全限制，官员之间存在激烈的勾心斗角，以及美国试图“廉价地”重建阿富汗。9

阿富汗也不是第一次被大国忽略了。阿富汗人念念不忘的是，1989年苏军撤退后，各大国及联合国既没有致力于为阿富汗建立中央政府并巩固其合法地位，也没有努力改善阿富汗的安全环境。人们看到的是，随着苏军的离去和共同目标（反苏）的消失，各游击队和军阀之间的不稳定联盟分崩离析，并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打得不可开交，这也为塔利班夺取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塔利班显然是看到了“机会”，正在卷土重来。自从2003年6月开始，塔利班开始频频向地方政府出击，许多地方的行政部门和警察局都受到了袭击，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已亮相并坐镇军中，在袭击不断的赫斯特和帕克提亚，哈卡尼和曼苏尔等人已接任核心指挥。尽管美军对塔利班残部不以为然，但塔利班的“复出江湖”给阿富汗带来混乱却是无疑的，而且塔利班游击队大都藏在山区或混入老百姓中以躲避搜捕和空袭，只在发动袭击时现身，这表明他们仍然有很多支持者，肃清他们难度还很大。面对塔利班的反击，阿富汗政府明显感到军力不足，由于资金有限，阿富汗政府军只有5000人，而分析家认为，阿富汗需要7万政府军。

虽然美方很早就宣称“阿富汗战争在军事上已经结束”，但塔利班势力的余波未平，本·拉登的去向不明，绑架、袭击、暗杀、强奸、抢劫等恶性事件和恐怖行动的充斥边境地区，都说明了真正意义上的阿富汗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对此，美国舆论也在提醒布什，不要把阿富汗像旧衣服一样扔在一旁，但问题是布什政府的心思早已不在这里了，在阿富汗兜了个弯后，曾经一度“冬眠”的单边主义列车重又启动了起来，并迅速驶向了下一个目标。

    历史在阿富汗转弯

在“9·11”之前，各国曾不断批评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倾向，也就是说，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意见，一切以自己单方的意愿为主，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坚持建立导弹防御体系，这无外乎告诉世界，美国是有选择地遵守国际条约。

“9·11”事件的发生一度使人们产生了美国淡化单边主义色彩的奢想。在欧洲官员齐声谴责“9·11”事件带来的巨大灾难，整个欧洲都在声援美国，法国人甚至说出了“这一刻，我们都是美国人”的感人话语时，一些分析家认为，恐怖袭击会使美国更多地顾及到国际影响，人们寄希望于这场以美国为首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能够让布什政府认识到，推行多边合作、放弃单边主义的做法是有利的。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反恐部队几乎都在布什政府的控制之中，而有史以来第一次实施自卫条款并给予美国自由处理权的北约则被晾在一旁，布什政府的这种做法向曾经最亲密的盟国发送的信号是，美国不需要它们，至少不像它们想象的那么需要。

对阿富汗的打击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使敌对的塔利班政权崩溃，从这个角度上讲，美国认为取得了成功，并且开始过分自信美国的“一极统治”。甚至连以往对美国单边主义进行批评的团体也改变了态度，转而赞同“打击伊拉克”，支持建立“新外交理念”，也即通过倡导“与恐怖主义作战”和“实现民主”，谋求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军事历史学家、《战争的秋天》一书作者维克托．戴维斯．汉森不仅扬言，美国必须采取单边主义，还认为那些常见的“例外论”和“单边主义”的反美诋毁言论实际上是一种最高的赞誉。10

也正是对那时起，美国开始陷入一种幻想之中，它坚信用自己的实力可以解决任何问题。虽然约瑟夫．奈在一旁敲响警钟，“从阿富汗战争中吸取的最终教训是，美国的确是强大的，没有我们，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但是我们并没有强大到能够单独解决这些问题。”11但他的声音被得意洋洋的自满情绪淹没了。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9·11”事件产生了令人痛苦的自相矛盾的影响。用法里德．扎卡里亚的话说，它把美国的力量动员了起来，然而它又使美国的利益变得越来越狭隘，突然间，华盛顿变得更加强大并且决心采取行动。12

一种新的军事理论也在酝酿和形成之中。10月7日，在对阿富汗空袭开始后不久，拉姆斯菲尔德说：“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词汇。我们需要摈弃‘旧思想’，开始按实际情况思考这件事。” 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旧思想，指的是以前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和国务卿科林·鲍威尔的名字命名的军事理论，其主要原则是利用决定性或压倒性的兵力来达到明确的目标。

“旧思想”是1984年温伯格打算建立的，当时，在里根扩军备战的初期，这位国防部长希望确定部署军队的原则，以避免重蹈越南战争的覆辙。1984年11月28日，温伯格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说，美国的武装部队只能用来保护“美国或其盟国的关键利益”，军事行动必须具有“明确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并且在“能确保得到美国人民和他们在国会中的代表的支持”的情况下采取。后来，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对温伯格的理论进行了修正，还要求动用“决定性兵力”。

但突如其来的“9·11”和其后的阿富汗战争却修正了这一思想。在这场不对称战争中，根除难以捉摸的恐怖网需要的不是决定性的兵力而是有针对性的行动。对阿富汗战争开始，布什总统和拉姆斯菲尔德尝试着努力用有限的军事行动（空袭、特种行动和中情局秘密行动）来取得压倒性兵力旨在达到的目的——也就是消灭本·拉丹及其基地组织，并把阿富汗好战的塔利班政府赶下台。

对此，布鲁金斯学会防务问题分析家迈克尔·奥汉隆的评价是，如果布什的战略是成功的，那么本国的政治可能就是一项新原则的一部分。在他看来，“有些东西原先使鲍威尔和温伯格感到厌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越战的反应，但现在将它们视为这场战争所必需的原则而建议采纳，这样做是正确的。在必须考虑人们的心理反应而不能仅仅考虑战场上的胜利的情况下，政治是军事行动不可分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你力图说服人们不要反对你的时候。因此压倒性力量的概念其实是行不通的。”13与此相关的便是布什在“9·11”后形成的重要结论：容留和庇护国际恐怖分子的政府本身应视同罪犯。

就这样，伊拉克很快便上了美国的反恐“黑名单”，通过阿富汗战争增强了自信的美国，相信“阿富汗模式”也适用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崩溃不久便成了国际社会的谈资，成了鹰派在布什政府确立主导地位的转折点。

1 白宫备忘录称：“塔利班并不代表阿富汗人民，因为阿富汗人民从来没有选举或选择塔利班来领导这个国家。虽然我们不能选择什么人或派别来领导阿富汗，但我们将资助那些为谋求建设一个和平及经济发达的阿富汗的派别，使阿富汗不再有恐怖主义。”
2几乎占世界所有国家的一半，成为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联盟。
3美军的打法，是先消灭塔利班脆弱的防空力量，然后摧毁具有战略价值的军事和经济目标，最后再实施战术轰炸，打击前线的塔利班守军。
4 塔利班突然溃败，并且莫名其妙地放弃了游击战而改打正中美军下怀的阵地战。
5拉姆斯菲尔德相信，这可能会是阿富汗现代史上生命损失最少的一次政权转移。
6《纽约时报》，2001年9月27日。
7《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3年9月4日。
8 《洛杉矶时报》，2003年6月16日。
9《纽约时报》，2003年8月25日。
10《华尔街日报》，2002年8月6日。
11《从阿富汗吸取的教训》，《波士顿环球报》，2002年3月16日。
12 法里德·扎卡里亚，《傲慢帝国》，美国《新闻周刊》，2003年3月24日
13 罗恩·斯卡伯勒，《修改军事原则，以利反恐怖战争》，《华盛顿时报》，2001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