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寒冰

在现代社会的绝大多数国家，政党是政治生活的主角。不过，它们活动的舞台主要是在国内，即使出现在国际事务中，那多半也是以国家或者政府的名义，极少有凸显政党身份的。政党之间的国际交往不管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往往都出于思想、情感、价值、利益等诸多方面的认同。与国家关系相比较，党际关系有更大的主观选择性，大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味道。比如，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社会党国际则是各国社会民主党（工党、社会党）的联合组织。与此相适应，差不多在整个20世纪，政党的国际集会也都是按类别进行的，比如，1957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960年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975年七十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协商会议、1953年亚洲社会党人代表大会、1951年以来每隔几年就召开一次的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等等。这些大会所讨论的多半都是同类政党关切或者感兴趣的话题，不仅理论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十分浓厚，而且对其它类型的政党有很强的排斥性。

不过，进入到了21世纪，政党国际集会的这种狭隘的框架开始被亚洲政党国际会议所打破。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始于2000年，第一届会议于当年9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有来自26个国家的46个政党参加；第二届会议2002年11月在泰国曼谷举行，有35个国家的77个政党参加；今年9月3日－5日在北京举行的是第三届，参加会议的有来自35个国家80多个政党。

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意义无疑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可以概括为政党的自我超越。

首先超越的是政党间交往的界限。在即将与会的80多个政党中，有社会主义政党，有资产阶级政党，也有民族主义政党；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有信仰民主社会主义的，有信仰自由主义的，也有信仰宗教的；有执政的，有参政的，也有在野的；有大的，有中的，也有小的。品种齐全、谓五颜六色的政党齐聚一堂，这在世界政党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另外，许多国家的不同类型的政党共同出席一个会议，也罕见的。举两个例子，印度的国大党、人民党、共产党、共产党(马)、民族国大党和全印前进同盟，日本的自民党、公明党、民主党、共产党、社民党就一起应邀来北京出席会议。

其次超越的是各种政党的自价值取向。类型如此齐全的政党聚在一起，会议主题显然必定是包容性极大的。所以，前两届会议的主题是“协商、合作、谋求共同发展”，这是一届的主题是“交流、合作、发展”。这样的主题不仅超越了意识形态、政治信仰，而且与各国、亚洲乃至世界的发展主旋律相吻合，几乎是所有政党关切的。这样一来，会议所讨论的主要不是政党或者政党关系的问题。不过，会议又不能完全不顾及到自身的政党性，所以，北京的这次会议的具体议题除了“地区安全与多边合作、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之外，还有“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可不难看出，即使这个议题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并紧紧地与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然而，最主要的超越还体现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历史上，不用说操持各种类型政党的大规模国际会议，就是小规模的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中共都从未主办过，其主要原因就是囿于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所以，主办这次亚洲政党国际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全面、彻底地超越了这些差异：既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也不搞政党结盟。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过去只注意吸取同类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如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而很少提及其它类型的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主办这次会议的目的之一，就是学习、借鉴“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性质的各类政党改进领导体制、工作机制、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处理党政关系、调整和扩大社会基础与阶级基础等各方面的重要经验”。如，权力制衡的经验。越来越多的官员腐败告诉我们，中国虽然不能搞多党制，但是，各级领导人最高权力必须要有监督、有制约，否则容易出现专断、失控，从而造成重大的决策失误和腐败现象；再如，现代化的治国经验。在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以法治国，包括根据发展的需求不断地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培养人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遵纪守法的自觉性等等。这种超越对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除了上述种种超越之外，还有两点也值得关注：第一，如今的中国立志和平崛起、在国际事务中作负责任的大国，这次国际会议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展示平台。第二，由于南非的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社会党国际的观察员和德国的阿登纳基金会和赛德尔基金会也应邀出席，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机制今后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成洲际的，有利于世界政党交往方式的转型。（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