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适逢广岛及长崎原子弹爆炸60周年之际，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由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及其总干事巴拉迪共同获得。但这同时也引发了诸多异议，因为近年来爆发的伊朗及朝鲜的核危机实在无法令人们对国际核安全的局势表示乐观，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虽不尽如人意，但其作为联合国保障与促进国际核不扩散进程权威机构的作用不可替代。

亚洲作为国际核不扩散首要关注和紧张地区的格局没有改变，朝核问题尽管因为9月19日六方会谈的与会各方签署了《共同声明》而有所突破，但僵局并没有打破。第五轮六方会谈11月在北京举行，本轮会谈的中心任务应该是按照“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的原则，在 “共同声明”的基础上制订落实细则、方法和步骤。但由于美朝之间在轻水反应堆问题上难以形成一致，再加上美国冻结朝鲜在美公司资产和实施金融制裁，双方关系在2005年年末又重回冰点。朝鲜已经宣布要加大力度建设石墨反应堆，并再度表示将无限期推迟参加六方会谈。

2005年也是伊朗核问题继续尖锐化的一年。在内贾德当选为伊朗新总统之后，德黑兰在核问题上的立场继续保持强硬。由于伊朗拒绝被剥夺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美国加强了对伊朗施压的力度，甚至重新称呼德黑兰为“邪恶轴心”，并声称不排除军事解决的可能性。在内贾德总统称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以及提出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数字被夸大之后，伊朗核问题在中东政治中的复杂性进一步升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内部意见不一致，欧盟和美国不得不暂时搁置了将伊朗送上联合国的计划，而将继续对伊朗施压作为一个主要的政策手段。

第四，大国关系在调整中发展、在竞争中调整，出现了全球战略关系中一些值得重视的新趋势。

从中美关系来说，两国的高层互访继续在向着制度化方向发展，双边对话与接触的高层次和高频率让中美两国在争议性问题不断的同时继续保持了健康和稳定的发展势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间的关系已经远远超出双边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2005年，“建设性合作”依然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基调。2005年是布什的第二个任期的第一年，他于11月19日至21日进行了任职以来对中国的第三次访问。同时，中美两国国家领导人和部长间的会晤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密集时期，布什内阁的主要成员——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和农业部长——接连造访中国。美经贸和金融巨擘如美联储主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和贸易代表等也相继访华。这些都表明两国之间各级别、各领域的对话和交往显著增加。中国在朝核问题、反恐、人民币汇率、纺织品出口等问题上与美国加强了合作，为双方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奠定了正面的基调和创造了乐观的氛围。而布什政府也在寻求以一种新的“柔性战略”，以期更好地引导与影响中国。

中欧关系在不断加强互信中进一步发展，中国领导人对欧洲的访问上演了中国外交岁末重头戏。继国家主席胡锦涛11月对欧洲三国的访问之后，总理温家宝12月4日启程出访欧洲四国。温家宝此行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安排是参观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多个法国和欧洲企业。航天领域是中欧良好合作的一个缩影。作为世界上两大航天技术巨头，中欧合作的“伽利略计划”准备携手打破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垄断，是目前中欧关系良好发展势头的生动写照。

由于日本小泉政府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下降到了1972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由于围绕着东海石油问题、钓鱼岛领土纷争问题以及历史问题所产生的冲突，中日关系已经成为东亚地区安全与经济合作新的障碍性因素。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的日本，因此继续在军事、政治和战略上全面加强美日同盟，日本已经成为东亚政治和中国对外关系中最主要的战略威胁之一。为此，中国政府作出了一系列举动，例如吴仪副总理突然取消5月23日原定同小泉首相的会谈、中国坚定地采取外交行动阻止日本“入常”和不同日本首相在多边国际场合安排双边会面，等等。对于今天中日关系的倒退，正如中国国家领导人曾庆红在12月初会见日本社会党领导人时指出的，“责任在日方”。

第五，美国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内的外交政策有所调整，在继续坚持美国将在全球推进民主攻势的同时，“务实”的成分也有所增加。

改善美欧关系、稳定中东局势、争取伊拉克重建进程的进一步到位、防止伊朗出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继续维护和巩固美国在全球的战略优势，成为了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外交的主要关注点。进入2005年12月下旬，布什政府在继续强调对伊战争行动正当性的同时，也在谋求降低在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的驻军规模。但2005年布什外交的务实性调整并不等于美国已经放弃了咄咄逼人的“布什主义”。

第六，国际恐怖主义活跃，世界反恐局势依然严峻。

2005年，国际恐怖主义继续像瘟疫一样在全球蔓延，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巨大威胁。7月7日，英国首都伦敦遭受恐怖袭击，多处发生爆炸，50多人死亡，千余人受伤。这是“9·11”后恐怖组织对单个国家的最大一次袭击，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大震荡和股市暴跌。10月29日，印度新德里发生连环爆炸，已确认有80多人死亡，近200人受伤。令人感到沉重的是，“9·11”之后，经过艰苦卓绝的四年反恐斗争，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反恐力量非但没有控制局面，反而刺激了恐怖主义的成长。正如世界法学家协会名誉会长维德·南达在9月5日世界法律大会的第一个专题“国际恐怖主义”的讨论中指出：“目前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和恐怖主义彻底‘绝缘’。”这不仅促使我们反思在目前反恐措施中存在的“反恐扩大化”等一系列问题，也促使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反恐机制的效率。

第七，非洲局势持续向好，这是全人类共同的欣慰。

自2002年非盟正式启动以后，一直致力于解决非洲大陆的武装冲突问题。经非盟成员国的共同努力，一些持续多年的局部冲突已经得到制止或缓解。苏丹东部地区、安哥拉、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等非洲“热点”地区现已结束战乱，步入和平之路。非洲国家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冲突、维护和平的愿望日益增强。然而，目前科特迪瓦、刚果（金）等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依然动乱频仍，非洲要实现全面和平与安全尚任重道远。同时，艾滋病问题仍是困扰非洲的重大危机。非洲是艾滋病的重灾区，尽管其人口仅占世界的1/10，但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人数却占全世界的约60％。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最新报告，仅2005年，非洲死于艾滋病的人数就达到240万，新增感染者320万，创历史新高。

2006年的国际形势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对国际社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布什主义”是否能因为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牵制与影响而持续2005年的务实性调整，将是一个重要看点。自从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以来，“布什主义”已经成为了改变世界政治格局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布什总统在民意测验中的满意度已经落到了50％以下，根据以往的经验，这是执政党在国会中期选举失利的征兆。连任总统的“跛鸭化”几乎是美国政治的一条规律，但是从过去一年的内政外交业绩上看，布什的“跛鸭”也有其自身的原因。 布什也到了必须为挽救自己的“政治遗产”而奋起反击的时刻了。

其次，伊拉克重建局势是否能够稳定将直接关系到中东地区的稳定。在经过三次投票之后，美国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伊拉克新宪法公决、审判萨达姆以及建立民选议会并不能终结抵抗力量的袭击。伊拉克局势在短期内，或者说2006年都不可能基本平息。而新生的伊拉克政权究竟能在控制伊拉克局势中发挥何种作用，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美国的撤军进程。

第三，2006年非洲局势是否能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在全球经济形势好转的背景下，2004年非洲经济已出现了明显的转暖迹象。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地区负责人在回顾地区经济形势时认为，非洲在2005年巩固了上一年的良好发展势头，增长速度加快，迎来发展机遇。

第四，伊朗和朝鲜核问题究竟是持续对话与谈判进程、还是将转向“孤立与制裁”，并戏剧性地出现新的冲突，从目前来说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朱锋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