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在线消息：西方兴起的原因，正是得益于有效率经济组织的蓬勃发展。那么，怎样才能使经济组织富有效率？诺斯认为要从制度上做出安排，明确产权，促使个人积极工作。因此，诺斯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对近代西方崛起的原因，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大多数人认为技术变革应记头功，并把近代产业革命，当作欧洲经济增长的起点。稍后，又有经济学家强调，是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到了60年代，经济界又开始探讨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致力于经济史研究的诺斯教授认为，如果以上这些因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那么用它们来解释经济增长应该是无懈可击，但是，经济学家却无法回答这么一个问题：
“如果经济增长需要的就是投资和创新，那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种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呢?”
西方世界的兴起，究竟靠的是什么神奇力量?为回答这个问题，1977年，美国经济学家诺斯与他的合作者，联手出版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在这本仅有10万字的小册子中，他另辟路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发生。”也就是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西方兴起的原因，正是得益于有效率经济组织的蓬勃发展。那么，怎样才能使经济组织富有效率?诺斯认为要从制度上做出安排，明确产权，促使个人积极工作。因此，诺斯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十七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处于经济衰退的泥泞之中，但位于北部的荷兰却是一枝独秀。它不仅成功地摆脱了经济停滞的阴影，实现了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和经济的长期繁荣，而且一跃成为欧洲的货物集散地和国际商业中心。诺斯认为，荷兰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它的成功靠的不是大自然的恩赐，而是来源于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这儿，政府英明而有远见，敢为人先，大力鼓励各种创新活动，想方设法降低交易费用，从而提高了经济组织的效率，而经济组织的效率反过来又降低了交易费用，这就像是脚气和霉菌的关系，不过形成的却是良好的互动。
近代荷兰兴起的原动力是商业贸易的极大发展。任何交易都需要或多或少的费用，这些费用可以分为信息搜寻、谈判、合同实施三大块。在商业贸易中，对买者来说，迅速获得足够的信息，降低搜寻费用是最为重要的。大型市场商品琳琅满目，品种应有尽有，买者不用跑东跑西，在一个地方就能找到自己所需的各种东西，搜寻费用大大降低。同时，由于市场上价格、质量等信息较为充分，且交易方式早已约定俗成，谈判水到渠成，不用多费口舌，谈判费用也降低了。鉴于市场对减少交易费用的巨大作用，当地政府采取了许多扶持政策，促进其形成和发展。往往是市场
“才露尖尖角”，政府早已“立上头”。另外，政府通过立法和严格执法，来确保交易合同如期切实得到执行，使那些欺诈行骗的不法商人没有立足之地，正当商人不必花大力气来监督合同的实施，既降低了交易费用，又解除了后顾之忧，生意做得安安心心。
与此同时，商业组织形势发生巨大变革，意义深远的股份公司和代理商出现了。在暂时性组合中的资金入股，使许多小商人的资金聚少成多，以前为巨额资金所困的远洋航行终于得以圆梦，并且风险也分散了。另外，小商人付出一定佣金，就可以利用其他市场的同行商人，进行本地市场以外的贸易。这些组织技术，使以往个人无法完成的冒险事业成为可能，跨大陆贸易成为现实。
资本市场和商业中心是一对连体婴儿，二者紧密相连，你荣我兴。因为市场越有效率，达成一笔贷款所需的交易费用越低。随着一个个商业中心的兴起，资本市场也如影随形，蓬勃发展起来。在合理的制度框架下，新的金融媒介不断出现，大大降低了利率。从15世纪到17世纪，利率由20％一30％减少到3％甚至更低。资本要素相对于其它要素来说，价格大幅度下降，逐渐取代了其它要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至深。
在农业方面，荷兰地区实行了土地私有和自由劳动力制度。庄园被分给小农，土地私有制保证了投资收益大部分归投资者本人所有，于是个人积极性倍增，人人争先恐后，不辞劳苦，技术革新不断涌现，生产工具不断推陈出新，结果产量不断突破原来的极限，跃上新的历史水平。从上可见，正是有了合理的制度，尤其是有了极大刺激个人积极性的产权制度，荷兰地区才能逃脱马尔萨斯陷阱，成功地实行了经济的起飞，成为欧洲经济一片黑暗中的璀璨明星。后来，英国效仿了荷兰的所有权和制度规定，后来居上，取代荷兰而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发展最快的国家。而法兰西和西班牙因为上层领导集团尔虞我诈，争权夺利，未能做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在竞争中一落千丈，沉沦下去。
《西方世界的兴起》的出版，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震动。经济理论和经济史“本是同根生”，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被撕成“两张皮”，不隔行也如隔山。经济史学家埋头收集整理资料，忙于考证注释，将经济理论抛在一边，结果连具体的经济史过程也说明不了，更不用说“一国经济兴衰”的重大问题了，落人遭人讥笑的境地。而理论学家则认为他们从事的研究档次最高，对史学不屑一顾。当他们得知二位经济史学家诺斯和福格尔，分享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开始很有几分惊愕，几分不以为然。但是，当他们了解诺斯的理论后，又不得不为他的深刻、独到所折服。
（来源：光明观察周刊/王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