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上文化的诱惑》（The Seduction of Culture in German History）沃尔夫·雷彭尼斯（Wolf Lepenies）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6日出版，精装本270页，定价24.95美元。

在对犹太史学家莫瑞·弗里德曼（Murray Friedman，1926-2005）的《新保守主义革命：犹太知识分子与公共政策的塑造》（The 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 : Jewish Intellectuals and the Shaping of Public Policy）一书的介绍中，笔者曾这样写道：“对于犹太民族，相信很多从‘书生意气’、‘激扬文字’的青年时代走过来的人都会有非常特殊的印象。这个民族涌现了太多的伟人，马克思、恩格斯、韦伯、哈耶克……，他们常常能掌握历史的发展脉络，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开风气之先，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读他们的事迹，常常会让我们热血沸腾，生出‘人生在世，正该如此’的冲动。”

其实，这样的描述也同样适用于曾一度走在犹太人对立面的日尔曼民族。歌德、康德、黑格尔、贝多芬、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德国也同样为世界贡献了难以计数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上面提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和韦伯等人实际上也同样是德国人。

那么，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何以会走上法西斯之路，何以会先后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空前的大灾难呢？或者说，何以德国从十一世纪以来，直至1945年战败，始终难以彻底地完成政治启蒙，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民主国家呢？或者一句话，德国的问题何在？

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出现了诸多不同的解说。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雷彭尼斯的新著《德国历史上文化的诱惑》也旨在对此问题做出自己的解答。身为当代德国最主要学者之一的雷彭尼斯在其书里提出，德国之问题的根源在于，日尔曼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灾难性的习惯：重文化而轻政治；甚至于以文化代替政治－－以文化的态度对待政治问题，雷彭尼斯称之为“德国人的政治冷漠灵魂”（the apolitical German soul）。

为了说明德国人普遍的重文化而轻政治的传统，雷彭尼斯在书里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45年2月13日，一群德国难民－－其中包括一名年轻妇女和她的孩子－－因为没能挤上开往德累斯顿的火车，不得不在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住下。那一晚，德累斯顿遭到了盟军猛烈的轰炸，这些难民在建于山头的村庄里能够看到德累斯顿城遭受轰炸后出现的大火和硝烟。

长大后的这名孩子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有时会为自己的因祸得福感到庆幸。但他当时却不可能知道，就在那时，他的父亲，以及当时还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几名德国空军一起，正在他们这些人的上空，试图攻击盟军的战机。只是那时候的德国空军，面对强大的盟军空中力量几乎已没有丝毫的还击之力，他们甚至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更不知道敌人的轰炸目标，只能凭着感觉，绝望地去战斗。

那一晚，那位孩子的父亲先是飞到了斯特拉斯堡的上空，试图获取当地的地面指挥中心的指令，结果是一无所获。不过他们倒是收听到了地面电台里传来的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歌剧《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ier）中的音乐。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空军－－其中有两名具有博士学位——凭借此知道了他们的目标所在：《玫瑰骑士》1911年1月26日的世界首演地，文化名城德累斯顿，盟军正在轰炸她！这些都是孩子的父亲后来在能说出来的时候告诉他的。那个孩子就是《德国历史上文化的诱惑》一书的作者－－雷彭尼斯。

此后，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音乐一直伴随着盟军的轰炸，在德国的上空演奏着，直到纳粹最终灭亡。雷彭尼斯表示，正是德累斯顿在遭到轰炸的同时始终飘扬在空中的《玫瑰骑士》乐曲，让他开始思考诸如战争与文化、教育与毁灭、政治与诗歌以及精神与暴力这些看似对立，但在德国人身上却得到如此和谐统一的事情。

更能说明“德国人政治冷漠灵魂”的例子，则是纳粹高层在面对灾难时表现出的悲情做派：当德累斯顿被毁灭的消息传到了纳粹高层，希特勒密友、德国劳动阵线（the German Labor Front）的头头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却表现得如释负重，他这样说道：终于结束了，现在我们再也不必为此德国文化的标志而牵肠挂肚了！而在三年前，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在听到英军轰炸了罗斯托克后也有类似的表示，戈培尔对人员伤亡丝毫没有兴趣，他只是表示，现在可以放手对英国的文化中心施以报复性的轰炸了。

毁掉一件文化艺术品对希特勒的打击，要远甚于德国任何一个人口密集区遭到轰炸，这一点在纳粹德国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德国的宣传机构对此也毫不避讳，因为他们相信，希特勒的这种反应在德国人看来不会是他们的伟大统帅不关心其子民的表现，反而体现了他的艺术感觉并没有因为战争而消失，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是比关心他们本身的生命更为鼓舞人心的。

雷彭尼斯指出，在德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精英心目里，政治之类的事务－－先是贵族政治，魏玛共和国成立后则是议会政治－－只是利益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和肮脏交易，代表的是蒙受羞辱和自由被剥夺，而文化则代表了他们的自由和骄傲，是神圣的，因此，德国人对日常政治表现出一种出奇的厌恶，在这种传统下，就形成了德国人的“政治冷漠灵魂”。在雷彭尼斯看来，德国之所以历经几百年却始终难以彻底地完成政治启蒙，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民主国家，相反地，却走上了法西斯之路，这种“政治冷漠灵魂”于其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正是出于这种“政治冷漠灵魂”，才使得魏玛共和国成立后始终得不到广大市民的的接受和支持，从而给了纳粹可乘之机。

当然，雷彭尼斯也承认，阻止德国和别的“正常”欧洲国家那样走向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促使德国法西斯化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当时德国对《凡尔赛和约》表现出的普遍憎恨情绪、通货膨胀和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空前严重的失业率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复活等等，而并不仅仅是德国人对政治的厌恶和对文化的理想化和浪漫主义化单独使然。另外，纳粹之所以能上台，除了他们承诺恢复日尔曼人的光荣历史所带给德国人的美学吸引力外，他们愿意打击垄断大企业，允诺给德国人民创造就业机会，以及适应当时的反犹太情绪提出反犹太口号等等，也都是重要原因。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6年第24期，6/28/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