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亚洲地区至少已有五名政要表示参与竞选。他们是48岁的泰国副总理素拉革；62岁的韩国外交通商部长潘基文；68岁的斯里兰卡总统特别顾问贾扬塔·达纳帕拉；57岁的土耳其人、现联合国开发计划暑暑长凯米尔·德尔维斯和50岁的印度人、现主管联合国新闻事务的副秘书长沙希·塔鲁尔。

欧洲地区有2名，他们是68岁的拉脱维亚女总统维基耶·弗赖贝加和52岁的波兰前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

亚洲地区目前有五位政要表示竞选意愿，说明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占全球重要地位的亚洲地区人才济济，精英荟萃。究竟谁更合适担任这一职务，需要从大局出发，通过反复、耐心的民主协商来产生，也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才能使亚洲更加团结。因此过早地断定谁将出任秘书长均为时过早。

南北对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均给予高度关注，但双方的理念和企盼却各不相同。

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审视，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原因。第一，它们对联合国寄予较高期望，而其新掌门人的政治理念、政策取向和外交才干将使联合国这一航船驶向何方起关键作用。第二，它们要求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和原则，而其新掌门人能在这方面起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三，它们要求联合国公正、稳妥地处理冷战后所凸显的诸如种族、民族、宗教、领土争端等矛盾，而新掌门人恰恰能在预防外交和维和行动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第四，它们急切要求联合国在解决南北差距、缩小贫困以及实现千年首脑会议目标方面迈出切实的步骤，而新掌门人则可在这方面起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五，它们要求用渐进和理智的方式推动处于关键阶段的联合国改革，而新掌门人可在前任秘书长提出实行改革计划的基础上继续扮演重大的角色。

美国等国对联合国的战略意图可作如下概括。在总体上，希望推出一位合乎其“心愿 ”的秘书长，其政治理念、政策取向和具体操作方面的天平能在相当程度上倾向于它们，并在重大的安全问题上配合它们的对外政策，不致使联合国整体失控；在维护《联合国宪章》方面，认为主权等许多概念已属过时，企图以 “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预”、“先发制人”等取代《联合国宪章》的精髓和定规，而它们心目中的秘书长能在上述方面配合它们加以鼓吹和推进；在发展问题上，它们以“人权”、“民主”、“良政”为杠杆，有条件地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减免债务，不受千年首脑会议目标的束缚而做出任何承诺，而其心目中的秘书长至少在上述方面不向它们施加压力或旁观之；在改革问题上，它们不愿进行符合时代潮流的包括扩大安理会等各种关键的改革，而其心目中的秘书长能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不太积极的方针；在秘书处改革方面，它们以“公平合理”为名，减少自身的会费份额，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以“精简人员”为名，力保并增设本国在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名额，对联合国施加影响，而其心目中秘书长能在上述方面配合它们而采取有利于它们的举措。

要推出一位完全符合南方心意的秘书长不可能，但要选择一个满足北方要求的秘书长也属一厢情愿。只有双方顾全大局，寻找利益的汇合点，找到一位既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又顾及大国的关切的秘书长是完全可能的。

从联合国60年来的实践表明，来自中小国家的外交精英出任秘书长既实在又稳妥。他们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国均系中小国家，推出他们中间的一位代表担任此职，能较好地体现联合国的普遍性和代表性；第二、中小国家出任秘书长，能增强广大成员国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从而加强联合国的团结；第三、中小国家由于地位独特，既有利于同大中小国家之间的沟通，赢得它们的同情，又能取得大国的支持，从而使联合国变得更加强大有力，这符合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期望。

中国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和安理会“五常”之一，高度关注新秘书长的产生，并原为此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相信，只要顾全大局，遵循地区轮流的原则，通过反复的磋商，亚洲这一定会产生一个强有力的秘书长，完成《联合国宪章》赋予他的各项使命。

素拉革（泰国副总理）Surakiart Sathirathai

潘基文（韩国外长）Ban Ki-Moon

达纳帕拉（斯里兰卡总统高级顾问）Jayantha Dhanapala

弗赖贝加（拉脱维亚女总统）Vaira Vike-Freiberga

克瓦希涅夫斯基（波兰前总统）Alexander Kwasniewski

德尔维斯（土耳其）Kemal Dervis

沙希·塔鲁尔（印度人，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Shashi Tharoor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吴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