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种内幕相比，书中更大的篇幅是对布什及其高级助手们的性格和意识形态的描写。因为在萨斯金德看来，这些关键人物的性格和意识形态对美国的反恐战争起了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搁下布什，先来看副总统切尼——该书书名“百分之一主义”这一典故即出自切尼之口。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2001年11月，时任中情局长的特内特（George Tenet）向切尼和赖斯报告了一些新情报，以判断基地组织是否会发起第二轮袭击。切尼对此的反应是：一些科学家帮助基地组织制造核武器这件事，即使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美国也应该以确有此事的态度加以对待。

萨斯金德认为，自此以后，“百分之一主义”便成为布什政府进行反恐战争的一项秘密而默认的原则。于是，那种先进行充分详尽的分析和辩论，再给出结论和进行行动的传统决策过程，从此简单化了。现在的决策过程是：不需要充分的证据，而是仅仅凭借自己的怀疑，就可以对敌人发动攻击了。至于中情局之类的情报机构，对布什政府而言，也不再具有政策咨询的作用，他们要做的只是为布什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提供“有利的信息”，能让美国公众觉得信服就可以了。

再回过头说布什。萨斯金德是最早提出“布什的治理方式具有宗教色彩”说法的人之一。在萨斯金德看来，布什政府有两大特征，一是布什有着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而且习惯于将之带入政治决策中。另外，布什对其属下的忠诚极其看重。萨斯金德在他上一部著作《忠诚的代价》（The Price of Loyalty: George W. Bush,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Education of Paul O'Neill）对此曾进行过深入的描述。该书提出，布什的首任财政部长奥尼尔就是因为“不够忠诚”才被迫离职的，在该书中，布什被描述为“一屋子聋子当中的瞎子”。萨斯金德指出，布什的这种将宗教信仰引入政治决策的做法，使得他行事只凭借自己的某种信念，或是自己的本能和直觉，一旦有人靠近鼓吹更为透明的、以辩论为基础的传统决策过程，就会被布什认为这是对他不忠诚。

当然，萨斯金德的结论并非完全不受挑战。萨斯金德在抨击布什及其助手们时，往往为了达到批评目的而不择手段，简直称得上是偏执。罗伯特·帕洛克（Robert L. Pollock）在《华尔街日报》对本书批评说，萨斯金德批评布什的方法实际上正类似于他笔下布什的做法，即萨斯金德为了说明布什如何如何，常常视事实和材料的有用与否，有意识地加以利用或忽略。比如，在有关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尽管已经有两份出自两党联合调查（bipartisan inquires）的报告指出，布什政府并未给情报机构施压或歪曲事实，但萨斯金德却完全不顾这些报告，仍然一遍又一遍地指责布什政府就是施压和歪曲事实了，似乎那些报告从来就不存在一样，这样的做法岂非等同于他所描写的“布什不顾事实如何，就是认定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做法？又和他笔下的那个“偏执狂布什”有什么区别呢？因此，帕洛克的这篇书评认为，萨斯金德的《百分之一主义》一书称不上是伍德沃德式的，而是迈克·摩尔式的——只要认定了某种想法，就不管事实如何，即使有不想要的东西，也可利用一切蒙太奇手法将之删掉。

《纽约时报》日前曾有一篇独家报道说，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彼得·胡克斯特拉（Peter Hoekstra）不久前致函布什，称中情局内部存在一个“刻意破坏政府及其政策”的团体，他们对布什政府不满，因此一有机会就故意设置障碍，和政府大唱反调；从中情局女特工普莱姆身份遭曝光案，以及多起泄密事件都可以看出这个团体运作的痕迹，而采取“有选择性地泄露情报”正是他们的通常做法云云。倘如此的话，在党派之争日益激化的今天，即使是政府官员透露的所谓内幕本身是否值得信任，也应该值得怀疑了。那么，历史的真相要大白于天下，就只能等到多年后相关档案的公开之日了？

注：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的《进攻计划》（Plan of Attack）详见2004年第18期《华盛顿观察》周刊的新书介绍；詹姆士·李森（James Risen）的《战争状态：中情局和布什政府秘史》（State of War: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详见2006年第6期《华盛顿观察》周刊的新书介绍。

（来源：美国《华盛顿观察》周刊/刘见林，2006年第27期，7/19/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