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西方各国目前都存在一批政治左派人士。他们大多是二战后婴儿潮的一代，曾经历过上世纪60年代的学运，现在以从事科研、艺术、媒体和政府工作为主，其中不少在其专业领域担任要职，可谓社会精英，比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德国前外长菲舍尔。

除了这批“老左”，西方还有为数不少的“新左”。他们主要是一些大中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每次八国峰会举行期间，在会议厅外集合游行，抗议“全球化”的就以这批“新左”为主。他们在政治观念上远没有父母辈当年那样激进，然而在精神观念上却和父母辈一脉相承。

无论是“老左”还是“新左”，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政治都有一定的了解，尤其“老左”们更是饱读有关中国的书籍，有不少还多次走访过中国。然而当笔者与他们进行接触后却发现，他们看待和“欣赏”中国的眼光存在深刻的误区，甚至是非常偏执的。

不明真相的眷恋

竟将“文革”看成浪漫时光

十年“文革”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是社会动乱的痛苦时光。同样一段历史，在许多西方“老左”的记忆里却充满美好和浪漫的遐想，以至于当他们今天提起“文革”时仍满怀眷恋。

目前在欧盟任高级项目主管的哈根代克博士常爱谈论他的“幸运”经历。1973年，他作为共产主义学生社团的首领，随其他数十名学运领袖一起出访中国。当时进入中国比登天还难。他们都以为申请批不下来了，然而经过漫长的等待，却最终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邀请。哈根代克博士说，他们出行的目的是去观摩和学习中国“文革”。当时，他们都对“文革”很崇拜，可是谁也没有亲见过，又充满神秘感。中国一行为“文革”揭开了神秘的面纱，现实中的“文革”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激动人心：男男女女都穿着同样的服装，留着相似的发型，整个国家都是清一色的蓝灰，没有人与众不同，大家都充满干劲。这个画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蒂利教授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是研究古巴工会组织的专家，读过许多关于中国的资料，对中国也充满好感。当笔者问他为什么不亲自去中国看看时，他说：“太晚了。”他害怕对毛泽东和“文革”时代的“好印象”被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破坏。

为什么“文革”如此吸引西方左翼呢？据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路达雅教授分析，60年代末、70年代初，欧美很多左翼学生对苏联失望起来，他们觉得苏联开始西化，对内实行修正主义，对外交往不纯粹。因此，他们纷纷将目光投向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当时正值“文革”进行到如火如荼的时候，西方的左翼认为，当时的中国是全世界惟一纯粹的共产主义国家。

另外，中国革命时代的一些标志和符号成为西方很多青少年偏左人士眼中的时尚。在荷兰，一名传媒专业的学生向笔者展示了她的“红宝书”。她说，这是她特意让去中国的朋友淘来的，用它来装饰客厅。笔者在欧洲不少大学城的火车站里还看到背绿色军用书包的学生，有的包上绣着红五星和“为人民服务”等字样。

别别扭扭的眼光

错把先锋艺术当成“人民心声”

“人民当家做主”的意识也体现在西方的当代艺术上。当前很多活跃的西方艺术家都认为，艺术是应该为大众、为社会服务的。这点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思想相结合，使得他们强烈支持中国非官方的前卫先锋艺术。在他们眼里，中国的先锋艺术家勇敢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他们并不理解，所谓“先锋”在中国意味着小团体和边缘化，不仅不代表广大老百姓，老百姓对他们更是陌生。

在2005年荷兰海牙举行的中国先锋雕塑展的开幕式上，笔者发现大多数嘉宾都是“老左”。其中一位身穿中山装的水力教授告诉本人，他的“毛夹克”（西方人普遍称中山装为毛夹克）是在1982年到中国讲课时订做的，今天特别为这个场合而穿。他说，他很遗憾没能在上世纪70年代去成中国，但是1982年的中国仍有毛泽东时代的痕迹，他还算是赶上了趟。在观看展览过程中，他不停地称赞中国先锋艺术的“伟大”。

2005年阿姆斯特丹的中国节上请来了一批以“用身体写作”而闻名的中国前卫女作家。组织人施显克先生告诉我，这些作家是当代中国女性的声音，可惜她们在中国没有充分发挥的舞台。中国的“新新人类”以“走在人群的尖端”而骄傲，他们又怎么能想到自己对西方的吸引力却在于他们的“平民化”呢？

欧洲著名摄影师冯马内女士是老牌的共产主义分子。她的家中至今仍保留着马恩画像。冯马内女士曾在上世纪90年代多次往返中国收集素材，并出版了摄影集《东风，西风》，来反映变化中的中国。她拍的题材也都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不乏简陋肮脏的角落。她坚持不让拍摄对象笑，因为她相信每个普通人都是有愁苦的，对着镜头笑不自然。她的作品在西方以“深入生活”和“自然亲切”著称，然而据所有看过她作品的中国人说，照片的气氛极其别扭。

天真无知的想象

把阴阳八卦同中国人画等号

西方的“老左”与中国前卫艺术接轨，西方的“新左”又与中国的古老传统接轨。从上世纪60年代末起，西方的每代青少年中都有一些追随东方玄学的“嬉皮”。他们重视精神和行为的自由，反对任何集团利益对他们的约束。今天的“嬉皮”比起他们的父母辈来要温和许多。他们也越来越脱离政治，变得更加个人化。他们反政府，反霸权，反跨国公司，反全球化，反环境污染，反捕杀珍稀动物……

西方的“新左”常常从东方宗教里寻找灵感，最典型的是印度教和佛教。有不少人甚至沿途搭车，从欧洲大陆旅行到印度、尼泊尔等地。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海外移民的增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渐渐为“新左”们所知，中医草药、阴阳八卦、风水五行、气功太极，都在西方迅速走俏。

在意大利留学的美国大学生丹尼斯是个佛教徒，他曾到日本的寺庙里修行过，目前正计划到中国旅行。他对笔者说，中国对他的意义就是宗教。

相比佛教徒，素食主义者在“新左”中的比例更加可观。他们天真地以为，东方人将自然和人体调节得很好，因此东方人一定讲究素食主义。等到他们旅行到中国才发现，中国的菜肴都是荤素搀杂，想把荤的挑出去也挑不干净。

目前居住在荷兰的英国小姐艾玛正在寻找最好的太极老师。虽然太极在欧洲是继瑜伽之后的又一项热门运动，在欧洲教太极的大都是半路出家的欧洲人。而艾玛小姐偏要找到一位真正的中国老师，因为她相信只有中国老师才能向她传授纯粹的太极精神。由于对太极的热爱，艾玛小姐想象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颗和谐平静的心。

与太极一样，中医草药在西方也正热门。据在阿姆斯特丹开中医诊所的杨先生说，他的诊所每天都门庭若市，客人几乎都是荷兰人。荷兰的每个城市也都有绿色连锁店，卖不含化学成分的食品和护肤用品。那里的东西比普通超市要贵不少，然而生意却很好。老客户里就有很多“新左”，因此绿色连锁店的布告栏里总是贴满了太极禅宗武术等广告。

西方的“新左”对中国传统有推广作用，然而这种推广却不乏其天真和局限的一面。

专家解读

现实中无能 幻想中陶醉

上世纪60年代曾在欧洲非常走红的左派人士，如今他们都在干什么呢？他们在回忆60年代，而且越是回忆，60年代就越是被净化，进而上升到美学的境地。这导致了一个微妙的后果，即他们已不能历史地看待历史。这种从历史中退却出来的行为，不管如何被抹上美学的色彩，却是现实无能的体现。

当然，60年代的左派们当初就没有想去改变历史。和老一辈左派不同，他们对政治和经济不感兴趣，他们的身影不是出现在矿井的深处或者凋敝的农村，而是出没于非常具有波希米亚风格的场所，在那里对平庸的资产阶级父辈发动一场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反叛。这就使他们最终也没能成为普通大众的朋友，而成了一些怪异艺术形式的发明家、鉴赏家和实践者。

如今他们自己也成了平庸的资产阶级，于是，他们又对自己发动了一场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攻势。尽管热情不减当年，但他们的想象力却已江河日下，临了，就只能热情地回忆自己狂放不羁的青年时代，并对这个面貌大变的时代大发牢骚。

但那些更年轻的新左呢？他们没有60年代可资回忆，于是他们的想象力就走向了东方玄学，似乎从那里发现了解决人类问题的灵丹妙药。在这条走向想象中的东方的大路上，他们并不是第一批异乡客。早在1968年芝加哥的街垒战中，艾伦·金斯堡（“垮掉的一代”中心人物，诗人）就曾以印度教的祷告方式上演了一场行为艺术。（程 巍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者）

（来源：世界新闻报 本报驻荷兰特约记者 岳 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