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最近，人们对国学“快餐化”的问题讨论热烈，到底需不需要“国学快餐”成了争论的焦点。本报也收到了两篇来稿，分别从个人的国外感受和国际对比的角度阐述了颇具代表性的观点，现刊登如下：

“国学快餐”可以休矣

客居温哥华，闲暇时和朋友一起组织了个业余文化学校，专门给华人移民的小孩子介绍一些中华传统文化的常识，本以为这些海外长大的孩子如一张白纸，没想到他们知道的居然不少，可听了几句就不对了：他们说的净是些历史人物的儿女情长，还有更多歪曲的历史理解。

一问之下才明白，他们的“历史知识”来自电视剧，我不得不花上大量时间去纠正他们的错误认识，告诉他们艺术虚构和史实之间的差异。这些孩子的家长也懊恼不已。和国内朋友交流，他们告诉我，这个问题在国内要严重得多。有些打着“国学”、“传统”旗号的畅销品的影响力，远在那些本就是虚构的文艺产品之上。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收视率、覆盖面数以百万、千万计，从“易中天品三国”到阎崇年、隋丽娟讲清史、说慈禧，一个比一个火暴，近来《于丹论语心得》更是盛况空前。这不免让我又喜又忧，喜的是传统国学再次受到当代大众的青睐，忧的是倘如此广度、深度和热度的“传统国学大倾销”，其倾销的产品很多“货不对板”，则危害之大，积弊之深，正本清源之难，怕远远超出纠正那几个海外华人小孩所需气力的千倍万倍了。

事实上，许多“明星专家”所热销的“传统国学食粮”，既不是原汁原味的传统经典再现，许多时候也不是汲取传统精髓的再加工、再制作，而是一些“传统国学快餐”，是多少沾了些传统酱油、涂了几抹国学染料以吸引人气、取悦大众的、似是而非的东西而已。这些“国学快餐”和传统国学间的共同点，决不会比鲜橙汁和最成功的橙味碳酸饮料“芬达”之间的共同点更多。

许多人对此争辩道：这些明星学者语言生动，讲解通俗易懂，态度积极，吸引的听众观众读者也更多，对传统国学的贡献还是主要的。但必须看到，任何形式都必须为内容服务，如果内容本身有问题，那么语言再怎样生动，态度再怎样积极，讲解再怎样通俗易懂，吸引的人数再怎样多，都无非是让谬误流传得更快更远罢了。

有些媒体和出版机构大多打着“传播传统，振兴国学”的旗号夹带私货，让满心汲取传统营养的国人、尤其青少年在狂热惊喜中被误导，就太不应该了。

还必须看到，有些误导并非明星学者水平不足，而是有意为之，如于丹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小人解释为“小孩子”，并声称当时“小人”的意思应该就是小孩子，但同样是她，却在同一本书里“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小人难事而易说也”等多处把“小人”解释为大家公认的定义，这显然折射了对待国学、传统和典籍的实用主义态度，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其他一些明星学者的快餐式演讲中。

其实这种现象和文艺界的“超女”现象颇为类似：许多传媒追捧超女并非看重其艺术价值；许多超女粉丝争购唱片也非真为听歌，而是为了追捧偶像。同样，一些传媒和机构推崇学者明星及其著作，意并不在振兴国学、提倡传统，而只是包着“传统”包装纸的偶像产品而已。

大众需要亲近国学，但是，国学却很难通过快餐的形式深深地根植于大众的心灵。中国国学是中华民族通过数千年的传承、诠释和发扬积累下来的精神食粮，从古至今每一位国学大师，都是通过博闻强记的方式才能融会贯通，而那些真正领悟国学精神的普通民众，也都是采用了长期研读甚至死记硬背的方式。这正是中华文明能够连绵不断、蔓延至今的内在原因。

我们现在讲要重建文化价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一代人、两代人甚至几代人能不能扎扎实实地阅读经典、理解经典，真正能够把握住国学的精髓，让国学成为我们道德取向的基础。用“文化快餐”的形式来传播国学，非但不能重振国学，反而有可能使国学庸俗化、简单化、娱乐化，得便宜的只是少部分人的腰包，输得却可能是整个民族的人文精神。

在当前这个快节奏时代，“快餐化”的东西太多了，日常饮食、发明创造、学位文凭甚至恋爱结婚，充斥整个浮躁的社会。如果我们连最后一块严肃、稳重的国学阵地都“快餐化”了，那么，中国还能靠什么向世界宣称自己是“文明古国”、“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呢？

因此，对于“国学快餐”，不仅仅是一个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更是一个中华民族的文化选择问题。踏踏实实地弘扬国学，中国才有真正文化复兴的希望，而如果让“国学快餐”成为中国文化主流，那么，最终受损的只能是整个中华文明的精髓和底蕴。（陶短房 作者是旅居加拿大的撰稿人。）

国学“快餐化”是时代必然

最近，《论语》、《庄子》等国学经典的大众化讲解，被许多人视为“快餐化”的庸俗误读。笔者以为，国学“快餐化”是将晦涩难懂的国学经典最大限度地通俗化、人性化和大众化，是时代必然。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下，人们对于文化的消费往往是通过电视、网络和畅销书籍这类大众文化载体来实现的。这决定了国学经典如果要传播到民间的意识形态之中，必须要经过适合民间口味的“快餐化”改造。列宁说：“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淮南子·诠言训》也说：“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国学快餐”就是国学经典的“通俗化”。就像网友们所说，国学经典是不好消化的豆粒，“国学快餐”则是容易吸收的美味豆腐。

“国学快餐”的流行象征着民意和时代的胜利——改变了国学经典尘封于图书馆和寄生于学术的高高在上，打破了文化界独品的学术特权，打通了人人共享国学文化的渠道，使普通百姓和学术界拥有国学经典同等话语权。事实上，《论语》、《庄子》抑或其他国学经典，学人解读也只是学术上的一家之言。“国学快餐”则是普罗大众的一家之言。以一家之言批驳另一家之言，难免文化霸权之嫌。而且，《论语》从其诞生的那刻起，就充满了儒家改造社会的现实理想，“礼”和“仁”是一种入世的工具。宋代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也凸显《论语》绝非学者空谈的学术，而具经世作用。从于丹们的“国学快餐”看，恰恰是汲取《论语》和《庄子》中的智慧，形成对现代人思想启迪和为人处世的“道”，指导人们和谐相处，具有现实意义。

所以，“国学快餐”反而更合乎国学经典的思想。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认为，“如果传统国学和现代文化的创造结合得不够，也就谈不上以新的观点去看待未来。”

“国学快餐”作为传统国学的“现代文化创造”，说不定将来也会成为经典。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美国历史学家房龙将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经》，改造为通俗化的《圣经故事》，成就其“文化史权威”；英国散文家兰姆姐弟将莎士比亚深奥的戏剧作品，改编成通俗易懂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风行全球，原汁原味的莎翁戏剧反而少人问津；《苏菲的世界》则是以侦探小说的模式和语言，解析哲学史上最牛的哲学家们的思想，从而成为20世纪100部经典之一；法国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伏尔泰则以人文学者的莫大勇气，对牛顿经典力学进行最通俗化的解读。伏尔泰说：“我最先敢于用明白的语言，向我国人民揭示了牛顿的发现。”物理学家霍金的科普畅销名著《时间简史》，则是对经典天文学和物理学的最通俗化和大众化的阐释；在美国，好莱坞则是一部打碎人类所有经典的娱乐机器，无论是美国本土的马克·吐温还是海明威，抑或欧洲的塞万提斯或者狄更斯，其经典文本都不过是故事的素材，最终的产品都是充满大众色彩的快餐文化产品。

相较于西方国家文化人士对经典名著的通俗化再造，中国国学“快餐化”的大众改造还处于初始阶段。在大众文化刚刚在中国兴起的进程中，学界精英们还没有做好启蒙大众和走向民间的思想准备，易中天和于丹们才在国学卫道者眼里成为叛逆者。早在去年大众文化兴起的时候，就有学者提出中国需要文艺复兴。如果说从打破学术垄断国学经典话语权的角度讲，这种启蒙大众的文艺复兴是绝对必要的。美国著名文论家莱斯利·菲德勒曾经断言：经典文学已经终结，当代西方文学实际上是通俗文学。这也说明，在全球化时代的快节奏下，现代化的关键词是“通俗”，任何经典要想在现代社会发挥影响力，也都要经历“通俗化”的改造。多元化的中国已经和全球文化的脉搏共振。

在全球同此凉热的文化背景下，国学经典的快餐化体现了一种契合时代的趋势。因而，中国需要更多于丹那样的“快餐文化”先锋，大众期望更多的国学经典走出书斋，成为滋养民间的“国学快餐”。

有趣的是，被国学卫道者奉为圭臬的《论语》本来就是通俗的大众启蒙读物。一方面那是孔子和其弟子或再传弟子的对话集，充满了人性化色彩，另一方面，《论语》和“六经”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私塾时代，《论语》是仅仅高于《三字经》和《千字文》的入门教材。也就是说，《论语》本来就是通俗的“国学快餐”，于丹只不过是用现代化的语言使《论语》回归本来的启蒙大众传统。至于《庄子》，其纵横恣肆和超然物外的精神从来就非国学正统，而是一种民间独立精神的象征。在多元文化时代，这种精神同现代人追求自我个性的诉求是合辙的。反对“国学快餐”启蒙大众的行为才违反了国学的真谛，才是自以为是的误读。（张敬伟 作者是江苏学者。）

（来源：环球时报  2007-03-28 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