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看上去似乎正在为“中国制造”所困扰。一方面，从美国国会到一些利益集团都在抱怨“中国制造”带来的“麻烦”和冲击，另一方面，也很少有人能够否认，这是一份难分难舍的关系。
这也是一个让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感到有趣的时期。
曾几何时，在许多美国人争论着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时，一些学者也在担心这将影响到中美关系，但华盛顿的分析家斯蒂芬·里克特却从另一个角度看出了问题背后所蕴含的积极因素。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上个世纪60、70年代或者80年代，你问一位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人，2003年他对中国最大的担忧是什么，而你表示可能是中国稍微被低估的货币，那别人肯定认为你发疯了。”
而在美国大豆协会的办公楼里，亚洲营销经理彼·桑顿则会这样告诉你，“有两样东西左右着芝加哥谷物交易所的行情：天气和中国”。美国农场主一半以上的大豆和豆制品供出口，尽管当时中国的检疫隔离措施让美国人感到很头疼，但农场主不得不承认，中国仍然是他们最大的买主。
这也印证了一位企业家所的话说，“比起中国，世界其他任何机会都是苍白的。”理性地看待美国乃至其他一些国家发出的有关“中国制造”的噪音和不满的言辞，你会发现，这其中富含着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和利益的渴望，而这也正是“利益攸关者”理念提出并被接受的一个关键原因。
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对于“中国制造”的许多负面报道和批评言论，既反映出一些局部利益的诉求，也弥漫着“攻心战”的味道。通过对古老也便更具传承性的中国文化的研究，一些人发现，中华民族是喜欢自省的民族，出现问题或矛盾，常常会习惯于先考虑是自己哪里错了，是不是哪件事对不起人家了，或者是哪里让人不舒服了。总之，要求自己多于要求别人。
这是美德，也是一种胸怀，但在国际事务中，这却常常会被人利用。在人民币被美国人和日本人“围攻”和“声讨”时，一些年轻的中国学者也曾提起，为什么不问问日本和美国，他们对日元和美元做了什么，他们为什么不应世界人民的要求多一些自省，多一些忍痛割爱，多一些文明礼让？
而今，在美国国会在大做贸易逆差、“中国制造”文章时，连德国媒体都有些看不下去了，它提醒说，人们在讨论中几乎没考虑到下述正确的论点，即美国人没被强迫购买中国生产的廉价T恤、鞋、电视机或家具，而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受到产品性价比的吸引。
理性地说，把中国作为一个普通的崛起力量，而不是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威胁并采取破坏性的保护主义措施，将更有可能为社会和经济带来和谐。
夸大“中国制造”的问题，似乎无助于美国社会的和谐与繁荣。
这是一个需要既作老师，又作学生的时代。在国际事务中，一个发展有力的国家，一个有着广泛的世界利益的国家，需要保持一种“师道尊严”，不能被动而无奈地成为他人的靶子和“替罪羊”，尽管在自我发展中，也要有一种学生般的谦虚和好学态度。体现在“中国制造”问题上，就是不能一味被动地防守，任人“妖魔化”，同时，也要用心地考虑，如何能够系统化地塑造“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外表如狮子般强悍，内里则要有狐狸的智慧。
这还是一个没有人会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时代。过去几年中国在外交上的成就表明，“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明智之举。在美国国会高举惩罚性法案“大棒”时，一些中国公司则不以为然地表示，他们已经转向多元化策略，比如向欧盟和非洲进军。而惩罚性法案，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说。不是一种双赢的选择，它不仅会使美中贸易量减少，还会减少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而“中国机会”，真的有人舍得弃之不顾吗？
（张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