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危机动力

近10年来，东盟成长为东亚合作的“权力中心”，发挥舍我其谁的主导作用。此创举在东亚国际关系史上前无古人。为保持这一战略优势，东盟不断加快、加强、加深自身一体化进程。

为此，东盟10国领导人于2003年决定在2020年前将东盟建设成为一个共同体，包括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社会与文化共同体。在今年的宿务峰会上，东盟领导人又做出三大历史性决定：一是提前5年，也就是在2015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二是通过《东盟宪章报告》，启动《东盟宪章》的制定进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希望11月份就能接生《东盟宪章》。三是通过《东盟反恐公约》，加强在反恐问题上的地区性协调与合作。以上措施分别涉及东盟的长远规划，机制化建设，和具体领域合作。7月30日的东盟外长会议则是落实以往峰会的决议，并为今年年底的东盟峰会做准备。四十岁的东盟加速一体化进程，其中蕴含四层深意。

一是锁定东南亚发展方向。东盟国家自己主宰这块昔日的大国逐鹿之地，必须在自强的基础上实现联合自强。各国在保持本国传统特征的同时，加速现代化建设，这是自强。各国借助东盟组织这个依托，通过一体化的途径发挥集体力量，这是联合自强。两法并进，互为支撑，这是东南亚在二战后摸索出来的正确道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东盟就不断加速一体化，先是不断提速东盟自贸区的进程，现在则第一次提速东盟共同体的进程。

二是巩固东盟的权力基础。东盟在冷战结束后苦心经营15年，不仅建成了以其为核心的大国平衡战略，而且主导了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东亚复杂的关系和矛盾导致东亚大国均无法主导东亚合作，只有“不是任何大国的潜在竞争对手”的东盟，才能成为各大国共同接受的主导者，为东亚合作设计方向、左右进程、协调关系。而任何单一的东盟国家都不可能发挥此作用。这是东盟权力的来源和逻辑。东盟一体化的程度直接影响其权力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应对新的内外挑战。东盟40年发展壮大的历程，也是根据内外形势变化，不断自我调整，应对挑战的过程。目前，全球化，中印崛起带来的亚洲格局结构性的变化，恐怖主义等跨国非传统安全问题，缅甸问题等内部消化不良症等，都需要东盟进一步协调内部关系和发展思路来解决。因此，一些不合事宜的原则和做法可能要废弃，一些适应新形势的新原则和新方法则需要得到肯定和固定下来。东盟名人小组为《东盟宪章》提供的一些建议就反映了这种趋势。比如，制定《东盟宪章》的目的，就是要将东盟从一个松散的组织，向具有一定法律机制性约束的组织转化。

四是增强东盟的领导力建设。近年来，质疑东盟领导力的声音不绝于耳。东盟若想长久领导，首先必须提高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比如缅甸问题。其次要提高协调能力，“十个手指头弹钢琴”，将10、10+1、10+3、10+6的关系处理好。第三要提高长远战略规划能力，始终保持战略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继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防止被边缘化。

由此来看，与其说东盟在享受巨大的权力荣耀，不如说在承受权力带来的危机感。这是东盟一体化进程的原始动力。东盟一体化进程担负着太多的使命，直接关系到东亚合作的命运和前途。因此，7月31日召开的东盟＋中日韩外长会议上，中日韩三国继续支持东盟的一体化建设，支持东盟这个驾驶员把握好东亚合作之车的方向，仍是正确的选择。（信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