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对危机的看法众说纷纭，谁也很难看懂这场危机。作者根据美国政治经济的实景，采用大量公开媒体报道，推测了在危机时期华尔街与美国政坛等重要人物由于所处的位置、角色与环境等的所思所为。在此基础上，写就《华尔街危机：一个并非不真实的故事》系列文章，目的是帮助大家理解美国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当然，一家之言，难免有失偏颇与不确之处，部分场景和分析可能也不一定准确，仅供参考。另外，系列文章参考了近期《中国日报》信莲编辑的关于美国金融危机的若干分析与评论。例如，9月29日的《关于美国“紧急经济稳定法案”的预判》、10月2日的《面对美国金融危机欧洲能做些什么？》、10月9日的《欧洲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措施及影响分析》以及10月9日《美国金融危机中对公允价值会计问题的争论》。在此，感谢这些文章的理论性启示。
华尔街高管们的“腰包”该收紧了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9月25日夜，保尔森回到财政部应急小组办公室，无奈地告诉他的助手们：看来我们只得接受收紧华尔街高管们的“腰包”的现实了，希望这不会对问题机构参加救助计划造成影响。原来，近几日国会的辩论中，民主党提出要求限制华尔街高管的薪酬并限制那些参与救助机构的高管领取离职津贴。尽管保尔森坚持限制公司高管薪酬可能导致一些金融企业不愿参与救助，但也无济于事。保尔森屈服了。然而，接下来的故事让他庆幸自己的妥协……
10月6日，美国国会为探究金融危机根源举行首场听证会，刚刚倒闭的雷曼兄弟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富尔德（Richard Fuld）“出庭作证”。12时38分，众议院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亨利•维克斯曼（Henry Waxman）敲响法槌，宣布听证会开始。维克斯曼首先发问：“福尔德先生，您的银行在走向倒闭，我们的国家正陷入危机，而您却在8年来领取了4.848亿美元薪酬，这让普通民众如何接受？我只问一个简单的问题：这公平吗？！”福尔德缓慢摘下眼镜，低头答道：“不对，我的收入应该略少于2.5亿美元。当然，这仍然是很大的一笔。”维克斯曼斥责道：“你拿着别人的钱去冒险，为自己挣了这么多钱。这样的制度对你有利，但其他国民呢？其他纳税人呢？他们现在要拿出7000亿美元来拯救灾难中的华尔街和美国经济！”而且，据国会议员出示的文件显示，在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前4天还打算对两名高管支付高达1820万美元的“遣散费”。更有甚者，在众议院第二天举行的听证会上，一位议员透露，美国国际集团（AIG）在获得政府提供的850亿美元“救命钱”数天后，其高层管理人员即赴加利福尼亚州豪华海滩度假胜地疗养，花费超过44万美元。
不过，这就是华尔街的游戏规则：拿着别人的钱去冒险，成功时领取高薪，失败了由股东和债权人承担损失，再严重可能还有政府和纳税人兜底。曾经的华尔街五大投行首席执行官在2003年到2007年牛市期间，共获得了高达31亿美元的薪酬，相当于近700万人口的塔吉克斯坦去年的GDP。但当经营不善或破产时，这些“大鳄们”却可以“撑着金色降落伞”潇洒地离开，在“主街”（mainstreet）度过一段悠闲的时光后重返华尔街名利场。花旗前任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普林斯（Charles Prince）因经营不善于去年11月离职时，获得的津贴“套餐”包括一辆名贵轿车、一名司机、一间豪华办公室外加1040万美元年终奖金。面对国会议员质问，普林斯的回答是：“在我担任CEO期间，花旗实现了非凡增长，股价比2002年低点上涨了60%，董事会认为给我加薪是应该的。”
最近，不少国内外学者指出，华尔街这种过度强调短期回报的文化以及由此设计的激励机制也是此次危机的诱因之一。华尔街高管们的薪酬和激励机制没能真正与机构的风险管理、长期业绩相挂钩，形成较高的“道德风险”，促成管理层短期行为倾向较重，为追求利润，不断设计复杂产品以至于其自身都难以对这些产品的风险加以判断，也就难以进行风险控制了。还有少数学者认为，投行从合伙制（花自己的钱）到公司制的转变（玩别人的钱）进一步扭曲了短期化的激励制度。美国最大工会组织劳联-产联（AFL-CIO）首席财务官理查德•特拉姆卡（Richard Trumka）提出，股权和奖金激励计划解释了为什么美林、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的首席执行官们草率地把全部赌注压在那些“有毒资产”上，他们从短期股价上涨中获利，当那些不切实际的赌注失败后，买单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
当保尔森三页纸救助方案公布时，普通民众纷纷质疑，是那些“华尔街精英”经营不善，酿成了这场金融危机，凭什么要让全体纳税人来负担？市场繁荣时，他们每年获得巨额高薪，如今市场崩塌，就让他们“撑着金色降落伞”，而把巨大账单丢给普通纳税者吗？9月25日，美国会两党要员彻夜讨论救助方案，民主党提出要求限制华尔街高管的薪酬并禁止那些参与救助机构的高管领取离职津贴。保尔森的看法则是，如果限制公司高管薪酬，一些金融企业可能不愿参与救助,从而给清除金融系统坏账带来不便。为此，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马科斯•巴库斯（Max Baucus）还与保尔森发生了激烈争执。
《洛杉矶时报》一篇报道建议把高管薪酬上限定为普通员工50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John McCain）在一次竞选活动中说：“那些得到财政部救助公司的高管，薪水不能超过政府公务员最高薪酬水平（布什总统每年工资40万美元）。”就在9月初美国政府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Barack Obama）公开表示：“美国财政部的措施史无前例，用纳税人的钱来挽救两家公司。在这种情况下，绝不允许两家公司高管发意外之财。”
保尔森纵使“三头六臂”，背靠布什支持，但还是抵挡不住美国各界对于限制被救助机构高管薪酬的强烈要求。而民众和议员们更是抓住了保尔森的软肋，因为他在执掌美国财政部前曾是高盛首席执行官，原本就是华尔街游戏规则的受益者：2005年底，保尔森领得高达3830万美元天价薪酬，成为当时华尔街工资最高的首席执行官。同时，议员们指责保尔森替他华尔街的同僚们辩护，维护他们的利益。最终，保尔森屈服了，他的“顾问小组”将限制高管薪酬加入救助方案。
最终的救助方案对被救助机构高管薪酬限制要点如下：当财政部直接从金融机构购买“问题资产”时，将限制这些企业实施鼓励管理人员过度承担风险的薪酬体系，并禁止实行新高管离职的“金色降落伞”计划；当财政部从一家金融机构收购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资产的数额达到3亿美元，该金融机构最高级别5位高管50万美元以上的薪酬将不得抵扣税收；除正常退休外，其他情况下的高管解聘补偿也将被征以20%的消费税。据《中国日报》信莲的一篇分析报道指出：“由于政府作为金融机构潜在的新股东，加上金融机构业务模式发生的实质改变（尤其是独立的投资银行），适当限制高管收入是合情合理的措施。”
哈佛大学国际经济教授、前美联储波士顿分行主席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认为，此次危机后，人们应当重新审视投资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其中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的薪酬待遇是该首先考虑的问题。以2007年为例，S&P500公司首席执行官平均年收入几乎翻了一倍，而公司利润平均只增长了12%。投资圣手巴菲特愤怒地指出：“美国公司高管的年薪与业绩常常严重脱节，而且到了荒谬的地步”。
值得一提的是，雷曼兄弟实际上也设计了员工持股、股票期权等薪酬制度以缓解短期激励的负面影响（这也是目前较为流行的薪酬激励机制），其24000名员工获得公司近30%的股份，而这些员工为了体现对公司的忠诚和对美好前景的向往，一直持有这些股份，如今却一文不值（预计损失了100亿美元），而很多员工离开时就连遣散费都没能领到。（一家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