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和同事、资深外交官杨冠群新著《教主的诅咒》已于国庆60周年前夕由人民（东方）出版社隆重推出。小说的问世在社会上，特别是外交部的老外交官中，引起一片赞叹声。中国前驻美国大使李道豫说：“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文坛上第一部以小说形式深刻揭露和剖析当下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领域诸多重大危机的文学作品……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我郑重向读者推荐。”

外交官的职责是维护国家利益，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从事多边外交的人员更是要以世界为舞台，观察情况、掌握脉动、提出对策，为国际和平与发展，为 人类进步而不懈奋斗。杨冠群的小说正是反映了这一职业的特点。

同其他职业的人士相比，外交官撰写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回忆录和诗歌，通常都有两个特色。其一是：深刻。外交官的生涯大致上有一半的的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常驻一个国家就必然要求外交官对该国的政治、经济和人文历史有深入的了解。幸运的杨冠群曾常驻世界的两个冲突中心：朝鲜和阿富汗是世界冲突的焦点；美国和联合国是国际活动的重要平台。外交副代表的高职也使他有机会接触核心机密，参加重要活动。这些都向他提供了开阔视野和深入研究的客观条件。其次是：掌握政策。国家关系错综复杂。外交官在对外写作中势必涉及敏感国家或有分歧的问题。那时，他就必须直面受众，掌握分寸，体现国家的政策。杨冠群这部面向全球问题的小说不可避免会牵涉到一些敏感国家和问题，有的还有原型，但他对这些事物都尽可能地采取隐去的手法。用他自己在记者发布会上的话来讲，就是努力不给外交部和出版社“添麻烦”。他之敢于打消多年来“泄密”和“涉外”的顾虑，写出外交部的第一本小说也是源于他掌握政策的自信。

这部32万字的长篇小说有什么明显的特点？

一、前瞻性 作者为小说故事设置的时间是距今二十余年的2030年代中期，然而小说中假想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却提前于2008年爆发。有趣的是：2006年大体完成的小说，它所描述的情况，竟与我们两年后见到的现实十分吻合：“在经济繁荣时期，股市行情一再被人为地抬升。股民们也跟着疯狂抢购，钱财不断地滚进了投机者的腰包。等到某一天，大交易商发现价格到了顶峰，不能为继时，他们就开始抛售股票，于是股市一泻千里。捞到暴利，他们逃脱了。被市场套牢，无法解脱的仍是广大股民。”这段描述表现了作者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不仅如此，作者还给我们讲了海水淹岛、美元崩溃、武装夺权、恐怖施虐、石油战争等的未来故事。这是一本具有警世性的小说。它昭告世界：无序生产、无度消费、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二、政治性 作者并不隐晦这是一本反潮流的政治小说。换言之，作者通过小说主人公所表达的理念和观点同当今国际主流社会的认同有很大的差异。

在金融经济危机的成因上，各国的专家和官员几乎异口同声将它归咎于人性的贪婪和社会的监管不力，但作者认为它是“过剩的危机”。为什么这么说？“资本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而盲目生产。制造的财富又以利润的形式落入他们的腰包，而广大劳动者却无力购买，造成商品的大量积压和市场萧条。”通过小说里的人物，他接着又说，“世界上富豪的钱太多了，本来这些钱应当用来投资于实体经济——工厂、农田、住房，但这些也过剩了，于是他们转向一本万利的投机和炒股…吹起来的泡泡承受不了而破裂时，危机就来了。”情况不就是这样的吗？

关于众说纷纭的“民主”，作者设计了一个国际辩论会。会上，美国记者说，民主的真谛是：允许民众自由选择；印度博士说，民主的意义在于让民众充分发挥积极性；拉美社会工作者认为，民主就是让全体公民行使否决权。这正是世界上有代表性的观点，但作者却通过中国教授的发言指出：“每个社会都是由利益不同的阶级、阶层组成的。在利益难以协调的情况下，究竟是少数有权有势的人说了算，还是广大人民的利益被置于首位，这才是对民主的真正检验。”他更是尖锐提出：“财富和权力向少数人集中都不符合民主原则。”

此外，对“市场万能”、“把饼做大”、“政府救市”、“文明冲突”、“科技、艺术无国界”、“地球是平的”、“票箱民主”等论调，作者也严正质疑。

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的诟病，各国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也能做到，但作者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直击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所有制问题。这正是许多人刻忌回避的。作者以科技为例，不无讽刺地指出：“人类有能力制造每秒种运算几万亿次的计算机，把卫星发射到35亿公里以外的星球，说来奇怪，就是解决不了这个小小星球上贫富悬殊和生产过剩问题。”为什么？他指出：“科技和信息的核心如今仍掌控在少数人手里。不解决少数人占有的问题，科技和信息就只能为少数人的发财致富服务，而不是用来解决令人难堪的社会问题。”

这些挑战性的论断无疑体现了作者颇大的政治勇气和较深的认识。

三、故事性 小说并非政治理论书。没有故事这个载体，就不能达到吸引读者和启发思考的目的。为此，作者用了一个出奇的书名《教主的诅咒》。实际上，作者并没有在“教主”身上过多着墨，而是借他在布道大会上称“世界没有指望了”的喧嚣，道出了世人对于现实世界的愤懑和对未来世界的担忧。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是美国进步记者比尔，一个正直和稳健的人士。作者又设计了两个女性，一个是比尔的女友，心直口快的苏珊，另一个是隐蔽伪装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穆尔。小说以比尔四处访问中的悲惨遭遇为主线，穿插两个女子的出没和介入，绘制了一幅山高水深，蜿蜒起伏的画卷。

虽然无情地鞭挞资本主义，表达了对未来世界的深深忧虑，杨冠群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通过比尔的谈话，他表示：“我埋怨较多，但是我是在发现问题和寻找答案，以推动世界朝好的方面发展。我不认为这个世界就会混沌下去。人类的智慧一定会使它慢慢地好起来。我们可以期待玉宇澄清的一天。”为了回答教主“世界没有指望”的虚无论调，作者在小说的末了还设计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那里，“不存在富裕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剩，也避免了贫困社会主义国家的匮乏”，“它不以金钱腐蚀人民的灵魂，也不让生活的重担压断人民的脊梁，而是以高尚的理想和公正的物质待遇鼓舞人民。”正像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所说的：“相信这部小说将有助于引发人民对推动建立更合理一点、更民主一点的国际政治、 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深思和热情。”

四、艺术性 作者没有安排主人公板起面孔来说教，也不愿读者读起小说来感同嚼蜡。因此他在小说里做了不少艺术处理。小说里最值得读者玩味的，恐怕是作者虚构的人物对话。在生动有趣的讨论或辩论中，作者巧妙地揉进了他的观点。在笔法上，作者采用了几种手段：（一）直叙式 开门见山，把问题直接摊到桌上。（二）比对式 把对立的事物提到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例如说：“世界上，有为了全人类奋不顾身的人，也有为了私利而钻头觅缝的人，你说哪种人更值得信任？”“可见主耶稣是一个生活上十分容易满足的人，而且也渴望做一个没有债务负担的人。而如今我们许多腰缠万贯的基督教徒又是那么贪得无厌，恨不得明天就拥有全世界。他们同耶稣哪里有一点相似之处呢？”（三）意会式 点一点问题，让读者自己去理会。为了提示囚屋内卫生条件之差，作者就说：“纳拉杨掀起了破帘，上厕所去，一会儿，紧锁着眉回来了。比尔不知道他是怎样解决手纸问题的。”为了说明非洲生态破坏之烈，故事讲：非洲的孩子们问圣诞老人为什么不从烟囱下来，而是从窗户进来？老人回答：“非洲已经没有木材可烧，烟囱都做了鸟窝了！我不忍损坏鸟儿们的家！”（四）反讽式 如写道：“记得某位哲人说过：只要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家就可以冒上断头台的风险！发动战争，对他们来说，算什么？又不需他们自己上战场！”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是用心写作的，而且思维较为敏捷。当然，在文学语言上，应当承认：外交官往往并非能手。

五、知识性 比尔的足迹遍及北美、南美、西欧、北非、南太、南亚，而小说人物又包括军人、牧师、商人、教员、阿訇、绑匪、警官、黑手党等。这些人都是作者需要刻画的。他选择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基督教这三个他比较熟悉而对一般人都陌生的素材编织他的故事，使他的选材不流俗而具有了独特性。另外，还将故事的舞台主要设置在纽约，三个主人公也都是美国公民。以上这一切都说明作者有丰富的国际知识，甚至在某些方面更有深入的了解。杨冠群于1950年进外交部，在国外工作和生活近20年，包括美国的四年余。应当说，这本小说是他通过外交实践和理论研究长期积累，厚积薄发的成果。

小说由20个小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有它的完整性（如果改编成电视剧就是20集），但是都围绕比尔这个主角展开，而且贯彻着抨击资本主义这根红线。虽然如此，由于作者“贪婪地”想把世界的生态、经济、社会和战争危机都囊括在他的作品里，因而全面推进。读者就有如观万花筒，有眼花缭乱之感觉。其实，经济是基础，生态破坏、金融危机、社会动荡、战争威胁都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引发的。如果作者能以解剖经济危机为主，把其他危机带进来，就便于读者把握全局脉络，更深地体会这部小说剑锋之所指。

作者把小说定位为“国际时事小说”，而不是“外交小说”，因为它只是“打了擦边球”，还没有直接触及外交事件与人物。如果作者能通过描写运筹帷幄和觥筹交错，反映外交斗争和友好往来；通过描写外交人员在各种冲突、事变和恶劣环境中的表现，反映外交人员的忠诚、气节、纪律和艰苦，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小说就成型了。尽管如此，杨冠群的这部小说出的不易，也颇有价值，可以说是一本了解当今西方世界的通俗教科书，最适合涉世不深，但对外交和国际时事有兴趣的青年人阅读。在向杨冠群表示热烈祝贺并把该书推荐给读者的同时，我们也期待作者或其他外交官能写出更多、更好的原创性外交文学作品来。

（来源：外交笔会副会长 张兵 编辑：陈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