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文》是我国南北朝以来流传甚广的蒙学读本，由南朝梁周兴嗣（？―公元521年）奉梁武帝萧衍之令编成，约成书于梁大同年间。全书一千字，无一字重复，通篇为四言韵文，对仗工整，便于记诵。内容囊括天文史地、飞禽走兽、农业知识、道德规范、成语谚语等，简明实用。后世多用作学童识字，为古代最通行的蒙学教材之一，后屡经知名书法家书写，成为习字范本。

近代西北地区出土文献中，《千字文》写本为数众多。敦煌藏经洞所出完本、残卷及书于卷背、卷末等处的杂写类千字文多达一百四十余件，包括白文本（如P.3108）、千字文注（如S.5471）、临智永真草千字文（如P.3561）、篆书千字文（如P.3658、4702）、汉藏对音千字文（P.3419）等。

唐末起，佛藏开始采用《千字文》作帙号，有序的帙号便将数千卷佛典组织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只要对佛典的结构体系稍有了解，便可凭帙号大体判断出该帙在藏经中的位置，从而大体判断它的内容。其后道藏等也采用《千字文》编号。王重民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评价说：“千字文帙号可以说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排架号。”

吐鲁番文书中有《千字文》写本七十余件，可见其流传之广。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唐墓出土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的《论语郑玄注》抄本卷后的杂抄部分，也有《千字文》的开头五句。

本件文书藏吐鲁番地区博物馆，出土于吐鲁番巴达木1号台地115号唐墓墓道填土内，此墓所出文书仅此一件。此文书为麴氏高昌时期（499－640）写本，存文字5行18句近70字，文字偶有错讹，应是当地学生的习字本。汉代以来，学童习字的主要课本为《急就章》。编定于南朝梁的《千字文》，可能在南朝末年即取代《急就章》，成为最为通行的童蒙习字范本。这一写本出现于西北边陲的麴氏高昌王国，直接说明这个时期《千字文》已经传到新疆并广为流行，北凉沮渠安周时代写经题记和阚氏高昌国送使文书中有吴客的记载，使我们得知来自南方的客使曾经到达吐鲁番地区；另一方面，梁元帝萧绎所绘《职贡图》中高昌国的出现，也真实反映了高昌与南朝的政治、文化联系。以上这些资料告诉我们，南方文化从十六国时代就持续不断地通过青海道输入吐鲁番，并且风行一时。

来源：光明日报  实习编辑：金文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