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在线消：在张广天的后先锋历史剧《圆明园》在中国国家话剧院东方先锋剧场火热上演之际，他2000年推出的经典先锋戏剧《切·格瓦拉》也于近日在深圳亮相。

本报记者就这两部戏剧与张广天进行交谈时，他却毫不护短，言谈中不时表露出“后先锋戏剧革了先锋戏剧的命”的看法。

记者：《切·格瓦拉》与《圆明园》在导演手法上有何区别？

张广天：前者是现代主义艺术范畴的戏剧，后者是后现代主义的戏剧。现代主义戏剧关心的是叙事结构、角度、风格、色彩等问题，而后现代主义戏剧也许没有叙事，也可能破坏结构（解构），最重要的是关心戏剧材料。所谓材料，好比装修，现在引进很多新材料，像砖木这样的传统材料已不够用了。

那么，戏剧的传统的剧本、演员和舞台也不够用了。于是，在《圆明园》中志愿者参加了演出，重金属音乐成了新材料，当然观众席也被舞台征用了。

记者：导演手法的变化必然带来表演特色的变化吧？

张广天：我的戏剧，在表演上基本是否定心理因素的。不论是《切·格瓦拉》还是《圆明园》，心理是服从于形式和材料质感的，比如说，在《圆明园》中，志愿者最适合的形式或许就是集会、争辩和游行了。而在《切》剧中，叙述是重要的表演风格，演员不演人物，而是介绍人物，带着介绍的风格夸张、漫画、写意地去勾勒人物或事件。

记者：从《切·格瓦拉》到《圆明园》，你的作品的内涵有了怎样的变化？

张广天：现在，政府和越来越多的人都注意到了社会贫富分化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发展和环境的冲突成了一个试图解决贫富矛盾的出路性质疑。如果继续在原来的粗放式的道路上走，环境、资源和生态的代价太大，甚至威胁到可持续发展，这样谈何稳定社会大局，谈何和谐？

这就揭开了发展和环境之下的深层原因，那就是人的价值观。既然我们朝着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努力，为什么我们只在经济指标这一个方面靠拢别人，却不在生活方式上靠拢别人？

例如，你是穷国家，你为什么高消费呢？为此，我们是否应该为了现在和未来，重新思考一种活法？这就是《圆明园》要说的。

记者：《切·格瓦拉》和《圆明园》都具有强有力的批判性，请比较一下它们的批判手法。

张广天：先锋戏剧未必就有什么批判性，可张广天的戏剧一定是批判的。至于什么是批判，大可不必认为那是严肃紧张的事情。批判有时是以最轻松的恶作剧的面目出现的。

在《圆明园》中，这种手法比较明显，用相声和DV质感的表演去捣乱，去捅一本正经的观众的神经。而在《切》剧中，更多的是对人性的反思和追问。（记者 吴聿立 文/图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