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打口一代
张大力一直认为，打口进入中国，是西方的一种“文化殖民”或“经济侵略”。否则哪有这等好事，在美国卖十几美元一张的正版CD，却非要以废弃塑料的名义卖到中国？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不是在《1999年不战而胜》中早就预言，要用唱片打倒共产主义国家的第三代领导人吗？可见音乐的力量不容小视。
即使这一目的不能得逞，那么经济上也对国外唱片公司有利。他们不用花一分钱在中国铺设发行渠道，却能不费工夫培养起一批倾向于他们文化审美趣味的听众，为将来全面占领中国市场做准备。
1997年，摇滚乐评人颜峻与人编写了一本叫《北京新声》的实验出版物，题献给“打口的一代”。
《北京新声》用它的“打口”特征，捕捉了当时北京最前沿的身影，收藏了一代人成长的声音，这声音来自：麦田守望者、新裤子、花儿、超级市场、清醒、鲍家街43号、子曰、地下婴儿、秋天的虫子和张浅潜。
在颜峻那里，打口被视为是一种代际特征，一种营养不良的文化饥渴症，一种天然的地下情结。
颜峻认为，打口对谁都有利，它促进了中国音乐的进步，为国外唱片公司培养了市场，形成了特有的通过地下渠道获取音乐资讯的打口文化。打口是20年来影响中国青年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中国青年亚文化形成的重要基础。
但在另一乐评人、星空传媒的高级经理郝舫看来，关于“打口一代”、打口文化的种种说法，多少有些夸大其辞。郝舫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分众化的社会中，很多东西的影响其实很小，就在一个圈子里。打口也是如此，它只是一小撮人的正常消费行为。
郝舫自己收藏了三四千张的打口带，这些东西他视如至宝，但在他老婆看来，那只不过是一堆垃圾。
郝舫不否认打口对中国大陆音乐文化的贡献。上世纪80年代，中国流行音乐受港台的影响最大，像邓丽君什么的。打口带进入后，中国人的耳朵一下子打开了，仿佛整个世界一下子呈现在了眼前。听打口带长大的人玩出来的音乐，就是跟崔健的不一样。而且由于直接接触到自己喜欢的音乐，也少走了很多弯路，很快就能进入角色。如果这些人以后不承认打口带的养育之恩，那他就是在背叛、撒谎。
而崔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坦承：“我听的东西没有那帮年轻人多。”据说，崔健当年为了听到“性手枪”乐队的带子，曾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跑。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多东西他只能托国外的朋友带进来，其数量当然可想而知。
考察打口带的影响，只能将它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人认为，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出现的一种特殊的音乐传播方式。
与打口“残缺”的物理特点一样，这种传播方式有其局限性，由于资讯的短缺、打口带自身的种类限制，中国乐迷接触的西方音乐世界始终是不完整的，有时甚至是畸形的，同时也导致了抄袭和模仿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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