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在线消息：5月23日，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世界范围内对这位伟大戏剧家的纪念都在陆续展开。

自鲁迅于1907年向国内介绍易卜生以来，易卜生剧作中所体现的“社会问题”关怀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一批先行者。同时由于各种环境的变化，易卜生对中国思想和社会的影响也在随之发生着比较明显的变化。

娜拉：从离去到归来　

易卜生作品《玩偶之家》的主人公娜拉，在经历一场家庭变故之后，终于看清了丈夫的本来面目和自己在家中扮演的“玩偶”角色，于是在庄严地声称“我是一个人”之后毅然走出了家门。这对于当时处于封建婚姻包办制度下的中国青年影响很大。鲁迅先生因《玩偶之家》提出的“娜拉走后怎么办”的命题，更是一直影响着中国知识界对个人以及个人如何改革社会的思考。

易卜生和他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已有近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也是中国社会和思想经历风云变化的时代。易卜生和他的作品如何影响了中国知识界的思考和社会的变化？易卜生研究专家、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的谭国根教授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专访时，为易卜生在中国的传播勾勒出四个阶段变化的图景。

“人要活在真理里”

第一个阶段，是自1907年，经“五四”运动到1927年这个阶段。1907年，鲁迅和一些留日学生出版《河南》，介绍西方新的理论和文化概念以及一些具有反叛性的作家，刚刚去世的易卜生就是其中之一。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鲁迅借评论《人民公敌》一剧，表达了希望国人能够有勇气，面对来自旧道德、旧文化和旧社会制度的压力，寻找新文化的理想。鲁迅在那个时候，就看到了易卜生作品里的精神：人为什么要生存，人的价值在哪里，人需要真实地生活在真理里。

易卜生比较广地传播开来是在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当时《新青年》第四卷第六期出版“易卜生专号”，胡适和北大学生领袖们翻译并全面介绍了易卜生，同时继承了鲁迅“人要活在真理里”的解读——不能活在过时的伦理道德中，那是虚假的人生。应该面对新生活，反对旧的伦理道德和家庭制度，觉醒中的人，不论男女都要寻找个人新的界定。

“娜拉走后怎么办”

1928年到新中国建国前，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对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演讲时，第一次提出的疑问“娜拉走后怎么办”的命题的思考。娜拉出走后怎么办？“五四”运动后，不少男女青年离家出走寻找新的空间和个人解放——这个时期茅盾小说《虹》中的女主角梅行素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小说中讲述了她在外面面临了什么样的问题，变成什么样的人。在这个时期，有了这样的观点——个人应该参与到群体中，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去改变社会，个人主义应融入集体主义中，但同时也当保持个人空间。

这个阶段最后时期，即1937到1945年中，集体主义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家存亡是高于任何问题的，许多女性参军、游行、抗议，为了祖国与男性并肩作战。

从“个人和社会”的思考转向戏剧审美

建国伊始到文革结束，是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提倡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把个人主义看作自私自利的危险想法。这个时期，一些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评论家提出对易卜生的不同看法：具有革命性，但是不彻底。原因之一在于《玩偶之家》只说到娜拉离家，摔门而去，但没有讲述之后她如何生活、如何反压迫。而国内主流观点认同了这种看法，但并不否定易卜生。比如1956年《中国青年报》一篇文章，基本表示了对易卜生的肯定，但也认为他的革命思想不彻底。

文革之后到现在，是第四个时期。文革后，著名作家萧乾完成了他的《培尔·金特》全译本，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观点：个人主义是要的，但不能极端；而文革时期完全没有个人、只看政治风向的墙头草作风更加有问题。于此，个人主义被重新诠释——个人要做有原则、有责任感的人。

而在近二十年中，我国的研究则开始转向对易卜生戏剧作品的艺术建构和审美的解读研究。

易卜生的百年影响

如果要总体回顾易卜生在中国的影响，那么首先体现在现代中国文化思想上。从上面四个阶段的划分中，能很清晰地看到易卜生在中国的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等运动中的影响。

从艺术的角度来说，中国现代戏剧是受易卜生影响才开始注重导演和剧本的；而易卜生从欧洲传统悲、喜剧模式中开创的新类型“问题剧”：即在剧中提出某些问题，不同角色有不同的观点，可能在剧中进行讨论产生碰撞，但戏剧结尾却并不给出结论，观点也不分出对错，呈开放式结局。这种手法不只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戏剧创作，在中国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洪深、田汉、曹禺等人的戏剧创作。

此外，我国对研究易卜生有兴趣的学者们，除了看易卜生的作品，也相当乐于阅读其他国家，包括前苏联、英美德等国的文学评论家们对他的看法，这就同时把西方学术的许多观点引入了中国，产生了国际性的融合交流。 （来源：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　记者许由、周梦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