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在线消息：今年是“现代戏剧之父”亨里克·易卜生（HenrikIbsen1828—1906）逝世一百周年。为了纪念这位誉满全球的挪威戏剧家、世界级的文坛巨匠，2006年被确定为“国际易卜生年”，在世界各地举行规模盛大、丰富多彩的戏剧演出、学术研讨等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我国亦积极响应，自今年3月20日他的诞辰起，“中国易卜生年”将在北京和各地隆重展开。
易卜生，一个激动人心的响亮名字，自19世纪中后期起，从高山峡谷的挪威传向欧洲、传向美洲、传向亚洲和非洲，他的戏剧是全世界演出次数最多的，也许稍逊于莎士比亚或者介乎伯仲之间，因此，如果说易卜生是莎翁之后惟一可以与这位不朽的大师相比肩的戏剧家，那是当之无愧的。莎士比亚是从贵族时代走向平民时代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旗手，而易卜生则是激进民主主义精神的“近代突破”运动的领军人物，在莎翁去世三百年后，他和勃兰兑斯（丹麦文艺评论家1842——1927）一起高举起“真理”、“自由”的旗帜向社会丑恶、道德沦丧和扼杀人性进行无情的揭露批判，勇于选择精神叛逆和人性解放。这使他成为19世纪以来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戏剧家，可以说他是人类社会由过去走到现代并且迈向将来的嬗变过程中的又一次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
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把易卜生赞誉为“现代文学里最杰出最吸引人的作家之一，几乎高于跟他同时代的所有的人”。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肖伯纳则表示他宁愿学习易卜生的戏剧现代化而反对莎士比亚的墨守戏剧传统成规。意大利著名戏剧家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皮兰德娄更是一口咬定“在莎士比亚之后，我毫不迟疑地把易卜生放在第一位”。
莎翁毕竟离开我们久远得多了，而易卜生却仍然具有鲜明的现实性，他的作品中有些成分，诸如个人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与尼采哲学近似的理念、对弗洛依德精神分析法的运用甚至还有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因素等等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易卜生是百年来世界上争议最多的作家，并且看起来还将争议下去。
不朽的作品和易卜生主义
易卜生被尊为“现代戏剧之父”得力于他在批判现实主义戏剧方面的创作成就，即他的12部当代剧，而其中《社会支柱》（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和《人民公敌》（1883）四大社会问题剧成为他创作成就里的最高标志。18世纪法国启蒙戏剧家狄德罗曾提出要突破从古希腊戏剧以来一直分成悲剧和喜剧两个类别的传统，并创造出一种介乎两大类别之间的体裁严肃又不失诙谐的戏剧。这一要求直到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出现才得以实现。易卜生自己将这类既不是纯粹的悲剧，也不是纯粹的喜剧的剧种称之为是“正剧”。易卜生正是凭藉着这类戏剧赢得了世界戏剧史上划时代的地位，而这类不同于古典悲剧或喜剧的戏剧就是延绵至今的现代话剧。
易卜生的生平十分平凡，从15岁起在小镇药店当学徒，靠了勤奋自学成才，22岁时写出了第一部剧本历史剧《凯蒂利纳》，此后便一直在剧院任职，并且由于避祸起见而移居欧洲大陆（主要是意大利和德国）长达27年。他1891年回国，1906年去世时挪威为他举行了国葬。易卜生的创作生涯长达半个世纪，平均每两年出一部戏。他的戏剧创作大体可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初期是挪威民族浪漫主义戏剧，其中以《布朗德》（1865）和《培尔·金特》（1867）最为杰出，描写沉湎欲壑而沦丧道德的浪子终于回头惜乎已晚的《培尔·金特》为他带来了世界声誉。
第二阶段是批判现实主义创作高潮时期，前面提到的四大社会问题剧风靡世界，至今仍历演不衰。《玩偶之家》是易卜生最主要的代表作品。该剧女主人公娜拉终于认清了自己过着舒适生活却只是夫权的玩偶时，便毅然离家出走去追求做一个真正的人。从该剧演出以来，娜拉便成为全世界妇女争取权利和解放的化身，娜拉离家出走时“大门砰的一声响”便成了妇女奋起斗争的信号枪响。《群鬼》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伦理道德的败坏和虚伪，并且敢于触及乱伦、性病、上代造孽后代遭殃等深层次的道德规范问题，以致成了世界各地新剧院开张时所必备的“打炮戏”剧目。《人民公敌》的反响则是更其猛烈，简直如同狂飙飓风一般席卷欧洲：1898年在巴黎首演时不时被口号声所打断，剧终时观众高唱《马赛曲》，演出比正常时间超过一倍多。据俄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1950年出版的自传里回忆说：1905年在俄国首演时“整个剧场出现了真正的起义场面”，而剧中主人公斯托克曼医生正是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亲自扮演，这个角色也成了他最情有独钟的角色。直到1950年美国的戏剧家阿瑟·米勒还将该剧改编成美国版用以抗议“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该剧在挪威演出时引起了骚乱甚至大打出手，以致易卜生为避祸被迫移居国外。
第三阶段是象征主义阶段，易卜生写了四部女人戏和四部男人戏，其中《野鸭》、《海达·高布乐》（1890）、《营造商苏尔纳斯》（1892，中译本又名《建筑师》）等既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又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高度，这些剧本外在的矛盾冲突减少，重点转向探索人生真谛、心灵净化和人格升华等。对于易卜生后期作品的评价长期以来争议纷纭莫衷一是，然而有些论点似乎较为囿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偏差而颇有失之于艺术公允之嫌，存在着明显的片面性主观性的歧解和贬抑。
易卜生的戏剧作品具有独到的魅力，被称之为易卜生式的剧作。他笔下的理想主义人物被称之为“易卜生式的人物”。对易卜生的研究也是在现代世界戏剧史上所罕见的。肖伯纳在他论述易卜生的专著《易卜生主义精华》（又译《易卜生主义的精髓》）里提出了“易卜生主义”的名词，用以表述易卜生戏剧的精神和思想。
易卜生和中国
易卜生不曾到过中国，然而他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中国话剧运动曾起过超越任何一个欧洲作家的重大作用。易卜生素有“中国话剧之父”的美誉，他对中国话剧运动的兴起、勃发、壮大、成熟起到了催生和引领的作用。从1914年春柳社演出《玩偶之家》起，易卜生对中国话剧的影响是难于估价的。欧阳予倩、曹禺、洪深，甚至郭沫若、田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易卜生的启迪和指引。洪深留学美国回国后立志要做“中国的易卜生”。曹禺从易卜生那里所受到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从《雷雨》到《日出》都带有显然的易卜生的印记。必须一提的是1935年6月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上海公演《娜拉》（即《玩偶之家》），这场公演不仅是中国话剧发展史上的大事，也触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妇女的解放和社会变革的争论，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娜拉出走后该往何处去？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的回答是：“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坠落就是回来。”郭沫若的答案则是：应该投身于变革社会中去，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生命。
总之，从“五四”运动前后兴起的中国话剧运动一开始就深受易卜生戏剧的影响。易卜生的几部社会问题剧在我国多次上演，对中国人民摆脱精神桎梏、争取民主自由和妇女解放的斗争起过积极的作用。
在易卜生逝世百周年纪念之际，我国各地会展开一系列盛大的纪念活动：3月20日在北京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4、5月份林兆华工作室上演挪威当代话剧《娜拉的儿女们》、易卜生的名剧《建筑师》，9月中国国家话剧院将举办“中国易卜生国际戏剧节——永远的易卜生”，届时拙译《易卜生传——艺术家的道路》（商务印书馆出版）亦将在“永远的易卜生”戏剧节开幕式上同步推出。除此之外，还有据易卜生名剧《海达·高布乐》改编的越剧《心比天高》和京剧《培尔·金特》等富有新意和脍炙人口的连台好戏。挪威的几个乐团届时亦将前来参与纪念演出。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石琴娥 翻译家，北欧文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