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剧作大师

曹禺：提及中国话剧百年，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雷雨》。

曹禺的《雷雨》是中国话剧史的丰碑，使得当时24岁的曹禺一鸣惊人，并且让中国话剧走向成熟。当时，过分商业化的文明戏和只求艺术的“爱美剧”使得中国话剧走向失衡状态。《雷雨》取长补短，并且与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群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为话剧带来生机。1935年8月，《雷雨》成为中国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体——中国旅行剧团的“看家戏”，在天津、上海、南京演出，欲罢不能。上海卡尔登剧院（后来的长江剧场）主动提出驻场演出，使得职业化的“剧场戏剧”得以确立，开创了中国话剧在大剧场演出的时代。此后，曹禺的《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一系列作品均是影响了几代人的力作。如今，这些名剧都通过各种方式反复演绎。1952年，曹禺成了北京人艺的首任院长。

夏衍：《上海屋檐下》由夏衍创作于1937年，由于“七七事变”爆发，1939年1月才得以在重庆上演。夏衍用十分传神的笔法，把上海人的生活琐事搬上了话剧舞台，显得“形象化、有风趣、熟习人情”。这出刻画上海小人物生活的话剧，也成为不少后来者模仿的对象。比如堪称滑稽戏经典的《七十二家房客》等。

老舍：老舍在戏剧史上的地位，与他在文学界中不相上下。上世纪50年代北京人艺的辉煌，是扎根于他创作的剧本之上的。《茶馆》以戏剧文学和舞台演出的综合实力征服了观众，至今仍是北京人艺的金字招牌。该剧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最受观众喜爱的诸多纪录。此外，《龙须沟》是他创作的新台阶，为他赢得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深厚的文化蕴涵、鲜明的民族性格，被外国专家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北焦南黄”两学派

“北焦南黄”指的就是两位创立各自表演学派的大导演——北京人艺的焦菊隐和上海人艺的黄佐临。

焦菊隐：焦菊隐所在的北京人艺，承袭了前苏联莫斯科剧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简称“斯坦尼”）的表演学派，注重写实。《茶馆》等一系列名剧，从剧作、表演到导演手法都是以斯坦尼的理论为基础、焦菊隐的执导手法为特色，而成就半部中国话剧史的。据戏剧评论家田本相回忆，曹禺每一次提及焦菊隐都是这么说的，“北京人艺没有其他人可以，没有我可以，但是如果没有焦菊隐，就没有北京人艺的成就。”焦菊隐将中国戏曲的艺术精神和艺术形式，与西方话剧艺术融会贯通。

黄佐临：世界表演体系有三大类——斯坦尼的“体验派”、布莱希特的“表现派”以及京昆大师梅兰芳综合两者的戏曲表演派。如果说焦菊隐受的是斯坦尼的影响，那么黄佐临则是布莱希特学派与中国传统戏曲表演相结合的代表。他发现布莱希特、梅耶荷德专门撰文赞扬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对其中写实写意兼顾的中国戏曲艺术赞不绝口。此事，大大鼓舞了当时领衔苦干剧团的黄佐临。他开始探索与北京人艺写实风格完全不同的戏剧表演风格。在上海人艺期间，他于1951年导演了《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成为第一个向中国介绍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人。中国话剧的多样化风格尝试，就是从黄佐临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