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美国的亚洲研究协会年会每年有来自全球各国的超过3000名学者与会，提供大约300多个分组会场，发表各国学者对于亚洲各国及与亚洲事务相关的各种研究成果。美国传统基金会是保守的改革思想库，它不仅仅为美国保守政治组织提供策略思路，同时也通过与全球各国政策研究界的交流，持续不断地形成与充实其国际战略研究的成果。位于美国西海岸的西拉俱乐部,作为有超过50万会员的环保组织，不仅动员其会员并透过社会动员激励公众参与北美的山水环保活动，更以此成为向政策制定者施加压力的组织力量，同时它也在环境保护国际合作领域中与北美各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环保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

代表美国华人精英的“百人会”，不仅是在美华人精英对美国亚太和对华政策能施加压力的影响者，也是一个对中美之间沟通有帮助价值的民间渠道。而美国新闻署60年代以来组织的国际访问者计划，正是透过政府支持邀请美国所试图影响的各国社会精英“自由访问”美国，让美国公众与组织参与接待这些各国精英，从而成为有效地在文化上影响各国精英的工具。这些都可看做是美国公众外交的组成部分。

那么，中国有些什么样的公众外交资源呢？

第一， 民众就是资源。除了高品质旅游项目外，国际人士对中国民俗、民众生活的兴趣远大于包装过的旅游项目，北京的胡同居民、很多地区的小镇风情都对老外有不可克制的吸引力。

第二， 民间精英资源。政府外交固然有价值，但由学者、民间人士、企业家形成的对外交往力量更具政府外交所不具备的功能，尤其是针对那些对中国的政治体系抱强烈价值偏见的机构与人士。

第三， 空白也是资源。中国的政府职能正在转型，很多事务需要转由带有组织能力的民间力量来承担。对应国际性的NGO组织，可以推动中国在对应领域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并最终有效地加强利用友好公众力量与国际NGO资源扩大对应领域公共事务的协调发展。

第四， 兴趣是人才资源的凝聚地。在中国青少年与一般民众中，对国际事务的兴趣是普遍的。很多人对参与外交事务的知识学习、项目参与、交流机会愿意有所投入，甚至有很大的钻研兴趣，而这正可为中国正式外交精英圈提供充分的“翻译官”人才以外的资源基础。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斯坦利·罗森教授在分析中美民众意思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时发现，在美国，民意可透过多元的利益集团、思想库、媒体、民意调查结果、国会声音、NGO、学者著作、专家意见发挥较大的影响，而中国的外交政策则更有行动高效、不受干扰的能力，而这正是因为外交工作比较具有内幕运作、圈子决定的特点，外交圈内的“特权”、“内幕透升”式的封闭运行色彩更浓。今天,中国在经济力量上升而追求“和平崛起”的时候，很大程度上会对现有国际秩序发生很大的刺激，这要求我们有一个更为多元的外交应对机制。在此意义上，公众外交不仅提供的是对正式外交工作象征性的补充，也提供了更多筹码运用空间和外交网络资源的新的辅助工作体系。

但在中国，“外交”过去一直是作为国家大事，只能由少数精英参与，而最终定夺于国家领导人，因此公众外交的发展，需要我们对公众的外交参与意识和技能，有辅导、有提倡、有讨论、有研究、有拓展、有突破、有鼓励、有彰扬。甚至我们需要帮助、推荐和褒扬更多的公众外交学研究、公众外交机构和更多的民间外交使者，对于周边国家及世界范围内的华人领袖、友华人士有更多在外交发展方面的利用，把外交与经济、文化及学术国际化领域中的发展结合。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外交部门需要有精通社会动员机制的人士来主管公众外交事务，并且吸纳更多的有国际化资源与经验的社会贤达介入到公众外交的开发、管理、协调的体系中来。

（作者：袁岳 编辑：王晶 来源：商务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