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关系不是日美关系或中美关系的附庸

记者：有学者提出日中关系是否是日美（或日中）关系的附属？还有说在日中关系上双方战略思考存在不平衡现象。您怎么看待上述说法？

福川：日美有安保同盟，经济关系交往也很深，但是我不觉得日中关系是日美关系的附庸。这种从属关系并不存在。对于日本来说，在考虑在亚洲安全保障时，美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日美是日美，日中是日中，对于日本来说两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

亚洲安全：事先非军事安全保障最重要

记者：在讨论中，有学者以欧洲提出的可持续性发展思想为模板，提出了亚洲可持续性安全保障观的意见。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福川：亚洲安保体制和欧洲北约体制相比，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和欧洲北约相比，亚洲可持续性安保体制是很困难，ARF也仅仅限于一个信息交流的程度上。尽管现在亚洲爆发类似中东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基本没有，但是为了将来，有必要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安全保障体系。

它应当包括事先所谓事先和事后的安全保障。事先安全保障包括军事和非军事作用两方面。比如关于朝鲜半岛的核不扩散问题就是军事方面的事先安全保障。通过经济关系、人员交流、文化交流等使双方互相依赖的关系进一步加深，这些是非军事作用。

事后安全保障机制也有军事性和非军事性的。我觉得对于亚洲重要的是非军事的事先安全保障。北约组织更多强调的是事后的军事介入。而在亚洲，我们有可能促进相互理解，强调亚洲形成共同价值观，找到与亚洲价值观相应的安全保障体制。为此，中日要在与亚洲各国协调的基础上发挥领导作用。

亚洲共同价值观是亚洲发展的源泉所在

记者：请您谈一下您所说的亚洲共同价值观问题。

福川：佛教儒教伊斯兰教都在亚洲存在，和欧洲基督教文明相比，亚洲具体而言每种宗教都没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不可能像欧洲那样形成一种统一的文明。但我觉得亚洲也存在共通的价值观。

第一点是所谓价值观的多元主义。对于对方价值不同思想愿意接受，另外亚洲人种和语言众多，有各种宗教，因此要接受其他人的想法，有一种宽容性，或是多元主义存在。比如说APEC以贸易自由化为目标，但具体怎么做，由各个国家自行决定。也就是说具有充分的灵活性。

第二点是各种知识的结合，创造出新的知识，新的价值，这也是充满灵活性的。日本曾经从中国的唐朝学到很多技术并进行创新，创造出了新文化。到了现代，我们从欧美获得了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技术，认真加以学习，让它与亚洲知识经验相结合，创造出更优秀的东西。

第三点是所谓的自我陶冶。这是佛教儒教伊斯兰教教义中都有的。节约，勤奋，提高自己的素质，这种思想深深扎根在亚洲。

第四点是与地球或自然的共生和协调。欧洲认为人类物质文明会永远扩展下去，一直以物质主义方法来发展。亚洲则是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在自然制约下，我们就会所谓的知道自己的盘子有多大，在某种前提下控制自己的欲望。

我们对于亚洲的这种优秀之处应该认真思考，寻找合作之路。我认为刚才所提到的四个价值观，对于21世纪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亚洲发展的源泉所在。

另外，亚洲的共同价值观实际上也是支撑亚洲地区交流的重要动力。从价值观角度来看，亚洲地区发展的潜力很大。我们应该确认亚洲的优秀所在，然后去发挥这种优秀的传统。我又要提到婚礼了，双方不是对视，说你不好我不好，而是朝着同一方向一起并肩走下去，这种可能性我们不应该忘记。

福川伸次人物介绍

电通顾问、前通产省次官

1932年生。195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系。同年加盟通产省（现在的经济产业省）。历任内阁总理大臣秘书官等职务后，就任通产省事务次官。1988年辞去官职。曾担任神户制钢副社长等职务，1994年就任电通顾问，并担任电通总研社长兼研究所所长。现在除担任产业构造审议会（经济产业省）、中央环境审议会（环境省）的委员外，还兼任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日方代表、日中经济协会21世纪展望委员长等职务。主要著作有《21世纪日本的选择》、《IT时代·成功者的构思》、《对日本的警告》、《挑战有活力的产业经济模式》等。（来源：中国日报网站 编辑：肖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