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北京中关村数码大厦17层，出了电梯，向左走是教室，向右走是多媒体图书馆。作为德国在北京设立的文化交流中心，歌德学院陈设十分简洁，四壁都是浅色调。一些十七八岁的中国学生在走廊里小声聊天，空气里飘着咖啡的香气。

我四处闲逛，一个高大的中年男子从身旁疾步掠过， 忽又折返，看看我边笑边伸出手：“你好！我是阿克曼。”原来他提前结束了会议。摄影师马上举起相机，嚓嚓地闪个不停，边拍边轻声感慨：“这么好看的男人！”

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胡说八道！

阿克曼已年过半百，摄影师的赞美更多的是指他举手投足间风度翩然。这位德国院长没有千篇一律地西服领带，而是一身黑色休闲装，立领白衬衣，款式和风格都颇为时尚。阿克曼靠在椅背上轻轻地笑：“我可是个农民哪。”他吐字清晰顿挫，时不时地拽声京腔：“特有意思，特好玩。”心念一动，问他夫人家乡何处，果然答曰：“北京人。”

说起来，中国女作家刘索拉还是阿克曼的媒人。上世纪80年代初，阿克曼在德国翻译中国现当代的文学作品，刘索拉把自己的朋友高明明介绍给阿克曼当助手，从此成就了一桩好姻缘。“我们现在有两个女儿，大的18岁，小的13岁，都非常漂亮。”阿克曼微微扬起眉毛，眼睛里都是笑。

阿克曼和夫人得以相识，也缘于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嗜好。阿克曼是德国第一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者，他翻译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一度成为德国图书榜上的畅销书。中国作家圈里，他交了不少朋友。“我喜欢余华，也喜欢王朔。王朔是非常了不起的作家，他把北京话写成了文学语言，可惜他的作品在西方没什么影响。”阿克曼认为，王朔的作品以语言见长，经过翻译之后，就会失去文字原本的魅力。“较之中国国内的作家，一些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作家在西方更受欢迎。他们特聪明，非常知道西方的口味，著名的美籍华裔作家哈金就是个例子。”

2006年末，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了一句：“中国当代文学家都是垃圾。”中国媒体哗然变色，一番对中国作家现状的讨论随之兴起。阿克曼认为这场风波实在毫无意义：“中国当代文学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现在畅销的‘80后’作家，一本新作动辄发行三四百万本，但能撑得起分量的人还没有出现。不过顾彬说现在中国没有一个好作家，这是胡说八道，我估计他没看过多少中国当代文学的书。”顾彬1974年来到北京，曾和阿克曼做过同学。“他呆了一年就离开中国，对中国不是特别了解，不过你们可别把他看成骗子，顾彬只是性格比较偏激，对自己的喜欢和厌恶都表达得很强烈，常常语出惊人。”

进过“局子”反倒受益

阿克曼是那种受记者欢迎的采访对象，一开口便滔滔不绝，一个话题接着一个话题往外抛。兴致所至，肢体语言也恰如其分地张扬，但无论处于何种姿态，总是肩背笔挺——他高中毕业后曾经服过两年兵役。在军营里，阿克曼练就了不错的滑雪技术，还曾进入德国国家队当滑雪运动员。

阿克曼的家乡位于德国巴伐利亚省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湖光山色迤逦空蒙。他的曾祖母是画家，祖母是演员，父亲则从政。阿克曼不仅性格多元化，还同时具有丹麦、法国、俄罗斯和犹太血统。他生活的村庄笃信天主教，家庭也崇尚严格的天主教教育。23岁时，阿克曼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社会学。

“那时候学社会学在德国可时髦了。”1968年，欧洲爆发了学生运动，阿克曼也经历了自己最火热的青春年代，“我们都是左翼，有毛泽东派，有苏联派，起劲地反对美国对越南的侵略，反对资本主义，很多人认为社会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所以我大学就选了社会学，但很快就失望了——这门劳什子课程根本没什么用。”阿克曼决定换专业，选了一个“最没出息”的学科，古代汉语。“我那时对实用学科不抱希望了，干脆选一个最没用的。要知道，汉学在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根本没市场，只有那些没前途的人才去学。”

上世纪60年代，慕尼黑大学的汉学教授谈起中国古典文学头头是道，却没有几个人会说汉语。“我们这些学生对中国的现实社会也不感兴趣，我们眼里的中国，就是《红楼梦》和马可·波罗。”

上课时学最不现实的古代汉语，一下课阿克曼就跑进现实中去搞学生运动。一次，学生们像模像样地“占领”了一座闲置的大楼，要求政府把大楼用于社会公共事业而不是私人投资。警察一看，这还了得，拥上来就把学生们抓进拘留所关了3天。

让阿克曼没想到的是，这次“一进宫”的经历，多年以后竟成为他谋得第一份工作的筹码。“1977年我到一家跨国公司应聘，公司主管知道我进过‘局子’，立即喜上眉梢：‘太好了，有追求，不是书呆子，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

邓小平有一种莫名的力量

70年代初期，阿克曼对当时中国社会所有的了解，都来自一份总部设在北京的外交媒体《北京周报》。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欧洲很多年轻学子都成了毛泽东的崇拜者。“我要求教授开设有关当代中国的课程，但他们对当代中国不知道也不感兴趣，我只好自己去研究。”毕业前夕，阿克曼以中国50年代计划经济为主题，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他的老师写了如下评语：“此文的每一个观点我都不同意，但是文章很精彩。”

1975年，阿克曼拿到奖学金，和另外11名学生一起来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之后转入北京大学学习中国现代历史。这是当时中国接受的第二批西欧留学生。

“来之前，我们一直想象着中国革命多么激烈，人民群众热情高涨。可到了北京，却发现社会空气极其沉闷，没有人和我们真正地交流。”这些满腔热血的左翼青年失望透顶。“其实是因为我们对中国太一厢情愿了。后来大家决定参加知青上山下乡，去接触中国现实社会。”阿克曼和同学们一起来到距离北京180公里的河北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这些外国青年整天抡胳膊挽袖子，四处找活干，可他们哪里会使唤中国农田里的劳作工具，到处弄得一团糟。他们前面干着，农民后面跟着收拾，越帮越乱。提起这些往事，阿克曼乐不可支却又深情款款：“现在的留学生哪儿见过这些。当年在农村，我们两个人合住一间8平米的宿舍，这在当时的中国已经太奢侈了！”但在中国学生看来，阿克曼最奢侈的事情，是跟周恩来总理握手。

“1975年，我作为留学生代表到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访问，见到了周恩来。他真是瘦啊。”周恩来当时已经重病缠身，阿克曼提起此事唏嘘不止。一年后听到周恩来去世的消息，阿克曼忍不住泪水涟涟。

1976年的一天，德国总理出访中国，阿克曼再次被安排去机场迎接。“我站在那儿等了半天飞机也没降落，特无聊就东张西望，忽然发现身边站着一个人”。阿克曼停了一下，开始抖“包袱”，“这个人个子特矮，我的个子特高，我们俩互相看了一会儿都笑起来。在接下来的聊天中我才知道他就是邓小平。但那时候，我就觉得他这个人不一般，身上有一种莫名的力量。”

传统文化正在青年中重建

在中国的留学和生活经历，拓展了阿克曼的另一种思维和眼界，他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复杂。“我发现文学最能够表达这种复杂，我开始对中国当代文学感兴趣。”80年代初期，反思文革题材的“伤痕文学”经由阿克曼被介绍到德国。“那个年代的中国青年非常渴望了解西方，而西方对中国却没有相应的热情。因此，西方对中国产生误解是无法避免的。我倒认为，误解不是坏事，太了解一个国家，就很难有开创性的思维。所以中国人不要怕被人误解。”

1984年，德国总理科尔访问中国，在和邓小平的私人会晤中，科尔提出在中国建立歌德学院开展文化交流。当时，中国正着力和欧洲建立紧密外交关系，邓小平立即应允了。1988年歌德学院在北京外语学院内正式成立。阿克曼担任了第一任院长。1994年，阿克曼调任至俄罗斯和意大利的歌德学院分院任职，直到去年才重新回到北京。算起来，他离开中国已经整整12年，恰好是中国农历生肖的一个轮回。这个细节，被阿克曼看作他和中国的缘分。

“太熟悉了会无聊，太陌生了会害怕，北京给我的感觉刚刚好。”回到中国的阿克曼像回家一样松了口气。可不是回家么！12年前的老朋友，见面泡壶茶，还能热热乎乎地聊一个下午，仿佛从未离开。

比起90年代，如今的阿克曼走在街上再没人多看他两眼，下馆子吃饭服务员也不会对他特别优待。“大街上也见不到从前那样扯着嗓子吵架，随便吐痰的现象。”人文环境的变化让阿克曼兴奋，同时也让他忧心忡忡：“我发现中国社会的商业化对无形的文化遗产破坏严重。大家过于把赚钱作为第一要务，人们的价值观在发展变化。”在他看来，商业化在短期内能够获得很高的经济收益，但当追求商业利益的行为已经埋没掉人文关爱和道德责任时，这个现象就太可怕了。

“另一件让我担忧的事情是，现在中国的青少年比西方承受的压力大得多，他们怎么受得了！太功利化的升学、拿证书、谋求高薪职业，只能让孩子们无法从容地学习。”

阿克曼发现，社会上对青少年还有一种普遍的牢骚，认为青年人不断地丢弃中国传统文化。“可实际上呢，在70年代，我几乎看不到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书籍出现。而现在，这一类书籍四处可见。”虽然阿克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充满信心，但他也对现有文化的不断断裂和流失感到无奈。“在西方也有各种各样的创新和变革，但这些都在自己的文化内核中，中国却完全不是这样。想想看，如果19世纪中国人跑到西方，逼着金发蓝眼的绅士小姐用筷子吃饭、写汉字，那么会怎样割断欧洲的文化传统。倒过来想想看，现在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就不难理解。”

虽然对中国文化难以割舍，在今年的工作计划里，阿克曼的主要工作却是在中国的各省会城市举办“德国节”，扩展德国文化的影响力。“现在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都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在德国尤其如此。我希望歌德学院也能在中国广为人知，只有在交流中，大家才能更好地合作。”

或许，在阿克曼看来，只有同样强大的文化，才能真正的交流与合作。

米歇尔·康·阿克曼(Michael?Kahn-Ackermann)，德国汉学家，现任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上世纪60年代曾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社会学、汉学，70年代中期在北京留学，8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向德国人介绍了从老舍到张洁等一大批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