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在越南战争中你用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报道角度？

阿内特：我第一次到越南是1962年，当时只有8000美国士兵，他们还不是正式的开战。所以那三年中我做的故事都是关于越南人民、越南政府、越南军人的报道。1965年战争正式爆发，美国派出50万的军队。当美国军队到来后，我集中注意力在美国军队上面。1969年他们开始离开，我又留下来于集中在越南人民上面。

越战中另一个态度就是，那些将军说“二战中，每个人都支持战争，你们这些家伙今天是干嘛了？”所以，我有一个建议，做记者一定不要跟你的采访对象走得太近，不要期望跟他们有永恒的友谊。一旦你写了负面的报道，一切友谊都完了。

纵横：几周前美国著名记者、新闻历史传记家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去世，对于他生前的贡献，您怎么看？

阿内特：答：大卫是当代新闻业界的一位巨人，他的去世是整个新闻界的巨大损失。他帮助建立了越战报道的基调，我们都跟随他的引导。他是当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之一。越战时期是一个紧张的时代，自二战以来，媒体一直帮助政府，而不敢挑战政府，记者撰写西贡官员腐败的新闻会被认为不忠诚而遭到政府厌恶。但是，我们在越南亲眼目睹到，一个美国支持的腐败南越政府难以抵挡北越的进攻。哈伯斯塔姆认为媒体要敢于报道政府和将军们在越南犯的错误，这是前所未有的。

此外，他给所有越战报道的记者的一大贡献就是，媒体要敢于追究政府的责任。虽然他准确反映了越南的事实，但却激怒了华盛顿和美国军队的官员，肯尼迪总统亲自要求《纽约时报》将他撤出越南，被时报社长拒绝了。

他也是身边同行的坚定的保护者，他给我们很多支持和保护。在我的整个战地报道生涯里，大卫帮助我抵御了很多批评，他的忠诚让我们毕生珍重。1963年，越南西贡发生一起佛教徒集会反对政府活动，我在现场报道。几个秘密警察突然袭击，我被打得满头都是血，身高体壮的大卫一把抓住敌手，使我得以成功安全脱险。

他总是这样不遗余力的坚定保护新闻同行。1991年海湾战争中，我留在伊拉克战争报道，受到美国国内右翼分子攻击，被骂是卖国贼，是哈伯斯塔姆站出来声援的。

哈伯斯塔姆的伟大还在于，他不仅从战地现场报道战争为什么会失败，他还从政治决策者方面进行反思。 1965年,他从越南战场角度，推出了《陷入困境》（The Making of a Quagmire）一书，叙述美国如何卷入战争，并认为越战将从此陷入泥潭。从《纽约时报》辞职后，他先后写出了15本畅销书，他永不停歇的采访人，坚持职业的新闻准则。

纵横：除了你们俩之外，越战还有其他几个战地记者？

阿内特：我们是美国媒体中最早报道越南战争的记者，还有其他三个：美联社西贡分社社长迈尔·布朗，合众国通讯社的尼尔·席汉，以及拍摄西贡和尚自焚照片闻名的摄影记者赫斯特·法斯。我们当时被叫做“西贡的五个男孩”。哈伯斯塔姆为《纽约时报》工作，他接受过精英教育，来自哈佛大学，而我来自地球末端新西兰的小鱼港。我们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记者，5个30岁不到的年轻人却获得了6枚普利策奖，这注定要载入历史。

1962年哈伯斯塔姆和布朗分享普利策新闻奖，1964年法斯拍摄的越南佛教徒自焚照片获普利策图片奖，1966年我获得了普利策国际报道奖。

纵横：你们这一代战地记者秉承的新闻准则和信念是什么呢？

阿内特：请允许我使用大卫·哈伯斯塔姆在今年秋天将要出版的《美联社战地报道手册》一书序言中的话。这篇文章刊登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评论》上，却也成为他最后的遗言。 “这些战地报道的记者待遇并不特别丰厚，真正的回报是在工作中。这些报道历史成长的记者，有着某种职业的荣誉，那就是他们愿意日复一日地回去为所做的事业冒险，这些在传统物质利益判断，是微不足道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赢得和保持你的同事的尊重，以及你自己对那些战斗的男男女女的尊重。这是一种情谊，相互分享价值观和责任，记者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核心，这个自由的社会里人们自由地生活。甚至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世界各地青年男女正同往日一样走出去，每天从事一个困难和复杂的职业，这个职业需要各式各样的才能——快速的写作能力，稀有的政治直觉判断，以及敢于站出来面对总是试图恫吓和让你屈服的强势人物的勇气。”

（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立场）

（来源：纵横周刊 编辑：陈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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