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读卖新闻》数十记者十四个月追根溯源开展调查，检证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责任；这些调查文章被汇集成《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一书。上周，该书已经于上周在我国公开发售。英文《中国日报》高级记者黎星独家专访了日本读卖新闻集团总裁兼总主笔渡边恒雄先生和参与调查的日本年轻记者以及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首席委员步平等中国专家，一方面指出《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一书在中国出版的意义，另一方面强调该书与中国人民对日本发动战争的认识间的严重误差。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英文《中国日报》报道，记者提出问题，然后得到答案。但是《读卖新闻》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发现，有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为何发展到了中日战争?
日本为何在根本没有取胜把握的情况下与美国开战?
是什么人“发明”了所谓全部战死的“玉碎”及自杀式的“特攻”战斗方式？
美国投放原子弹是否不可避免?
东京审判遗留下的问题是什么?
要给这些、甚至更多的问题找到答案，有必要重新审视日本的战争责任，并找出那些该为这场造成死伤无数、给整个亚太地区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负责的人。这正是《读卖新闻》集团总裁渡边恒雄2005年夏天开始进行的工作。
学生时代的渡边恒雄是反对这场战争的。但他却被迫成为了日本皇军最后一批的士兵，准备在日本国土上迎战美国军队。
“即使是当年最低级的士兵现在也有81岁了。所以现在的日本人极少知道这场战争为什么会爆发，是怎样展开的，又带来了什么后果。”
渡边恒雄在接收《中国日报》采访时说。
这些调查文章被汇集成一本《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这是特别调查委员会14个月辛苦工作的结晶。渡边恒雄在该书的序言中写到：“作为日本最大的报社，有责任向包括他们在内的多数国民告知那场残暴的战争是何人、何时、何地、用什么方法、出于什么动机发动的，并且为何直到多数城市变成焦土仍不能停止的原因。”
报社政治新闻部记者哲也（Tetsuya
Ennyu）介绍说，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好几代人。哲也于1996年在《读卖新闻》开始他的记者生涯。甚至他的父母都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使我们能够从客观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
《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的发现分期发表在报纸上，总印数达到了一千四百万份。
“很多朋友告诉我，他们惊奇的从这些文章中了解到各种日本历史教科书上从没有提到的或是一带而过的事实和细节，”哲也说。“有些年轻人仅仅模糊地知道日本当时是个军国主义的大国。很多读者说这些文章帮助他们加深了认识以及对于历史的理解。”
这一系列文章引起了一些精通日文的中国学者的注意。清华大学传播学教授崔保国将这本书推荐给了新华出版社。
“在初步深度了目录和部分长节后，我们敏感地意识到，这部书在中国出版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新华出版社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王启星在7月25日举行的出版座谈会上介绍到。研究日本问题的顶尖中国学者纷纷在会上发表了自己对该书的看法。
当新华出版社决定出版该书的中文版以后，《读卖新闻》开始了把报告翻译成中文和英文的繁重工作。
身为《读卖新闻》总主笔的渡边恒雄对《中国日报》说：“我希望中国读者了解到，在日本，有很多人已经开始自己的反思并且认识到，日本二战之前和当时的政府和军队首脑需要为发起这样一场愚蠢而鲁莽的战争并且最终遭到悲惨失败负特别责任。”
《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已经于上周在我国公开发售。比英文版更忠实于原文的是，中文版分为了三个主要部分。开篇的十一个章节生动地介绍了战争背景，包括当时的政治阴谋，经济的盛衰，社会不稳定以及军事统治甚至是恐怖横行。
中文版使用了比日文版和英文版更多的历史照片，穿插在文字中的图片增强了报告的震撼力。
看过《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的中国专家认为，这本书非常重要，因为对这场战争的记述，特别是来自日本本国的记述，已经非常稀少。
新华社东京分社原社长王大军在座谈会上谈到，这本书帮助大多数日本人澄清了对于战争的模糊认识。他认为这本书很重要，因为该书认为当时承办日本罪犯部全面，有漏网之鱼，没有追究天皇责任和国民责任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认为，这本书可以被看成是《读卖新闻》“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第一步。”
但是有些中国学者认为该调查委员会的研究不够深入，成果也有一定局限，有时甚至是错误。比如说，中国人不能同意书中关于谁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以及南京大屠杀中国军民死亡人数的结论。
《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详细介绍了日本和日本人民在两次原子弹轰炸和东京空袭中收到的伤害。但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本书对于日本皇军在中国和韩国犯下的暴行却是一笔带过，王大军说。
步平指出，渡边恒雄和他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只是指出了个人对于战争的责任，但是中国，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民更关注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而必须承担的发起战争的责任。
日本人总倾向于以受害者的身份来谈论这场战争，步平说，因此，即使是这本书也避而不谈日本是侵略者和施暴者的事实。
步平谈到，在记录和分析战争的章节，这本书并没有超越某些日本学者关于日本因为错误的策略、判断和其他技术因素而战败的结论。调查委员会没有能够意识到日本当时是军国主义国家，它必须为战争和所有悲惨后果负责。这本书甚至认为卢沟桥事件本身是偶发性极高的事件，如果冷静地加以处理，全面战争的危机是有可能得到回避的。
步平说，追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所走的道路，所谓偶发不可能为那段历史给出科学的解释。
渡边恒雄说他不是日本军队对中国人施下暴行的见证人。他说，“要了解中国在战前和战时发生的情况，除了事后阅读相关文献，我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我担心，在中国读者看来，我们对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挖掘得还不够。”
尽管存在这些不足，步平说，
“我认为读卖新闻在日本新民族主义势力抬头，政治总体右倾化的环境下，能够勇敢地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大声疾呼日本的“战争责任”，不是仅仅依靠“匹夫之勇”就能够做到的，需要的是深刻的思辨能力。”
而从渡边恒雄的角度，他希望能从这本书获得更多的收获：“我希望中国人民理解，今天日本的年轻人对于这场战争并没有责任 ―
日本的战犯都已经死了。我确信，这本书能让日本的年轻人，从增进中国和日本这两个热爱和平的国家的友谊的角度，认识到日本战犯的残暴。”
（《中国日报》记者 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