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李学勤刚坐下来不到20分钟，家里的电话已经响了4通，邀请参加会议的，安排活动的，索要资料的……老伴忍不住抱怨：“都是70多岁的人了，总这样折腾哪受得了！”李学勤自顾做事，权当没听见。

李学勤不可能有清闲日子，除了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外，还在几个地方高校当客座教授；他的名字也常出现在各类媒体上，被冠以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文献学家的头衔。他的工作就是求证那些流传了千年的历史，是否真的存在过。

长沙马王堆的帛书、殷墟的甲骨文、刻在青铜器上的只言片语，这些历史的残片，在李学勤手中收拢，一点点地辨识、确认，曾经的华夏传说被拼接成有据可查的史实。

“不知道什么是热门专业”

“我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自谦之语道出了当年的求学经历。1951年李学勤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第二年就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对殷墟甲骨文的整理，那时他不过19岁。

李学勤出生于北京，父亲在协和医院工作，从小家里就希望他将来学医，成为一名外科大夫。但李学勤对此无甚兴趣，吸引他的是各种文字符号，越看不懂越是喜欢。少年李学勤迷上了甲骨文，常常骑自行车到北京图书馆翻阅有关的书籍和拓本。但当时李学勤并没想到自己将来的人生会和甲骨文联系在一起。中学时，李学勤看到金岳霖有关数理逻辑学的专著，又引发了他对逻辑学的兴趣。于是填报志愿时，写上了“清华大学哲学系”。“因为金岳霖先生当时是哲学系的教授，我一心想成为他的学生。那时我们也不分冷门热门专业，读大学就是为了学一门科学。”

而命运的阴差阳错间，一年之后他还是到了中国科学院从事甲骨文的整理和解读，他最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也从这里开始了。

解读马王堆帛书

1972年，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几乎所有的科研工作都停止了，李学勤也离开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到干校学习。从长沙马王堆传来的惊人消息突然打破了考古界的沉寂——某部队在挖防空洞时发现了巨大的古墓群。在周总理的批示下，中国考古人员对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震惊了世界。其中帛书的出土和整理被学术界称为最有价值和意义的工作，而马王堆医书已成为医学界的一个专有名词，其内容多达14种。

1974年，李学勤被调往国家文物局，由中医大夫配合整理帛书中的医学部分。“帛就是一种白色的丝织品，和你们女孩子的围巾差不多，非常长，上面可以写字。我见不到实物，只能由文物局的工作人员把实物照片交给我，我根据照片重新拼读。”

很多帛书实物本身已经支离破碎，一块块地散乱着。尽管每块碎片上都有字迹，但这些碎片究竟应该以怎样的顺序排列却难以分辨出来了。李学勤把这些帛书照片上的碎片一一剪下，然后把碎片试着拼在一起进行解读。

“这种拼读方法我17、8岁的时候就在做，那时候是拼甲骨文。但是帛书更难拼，甲骨文是坚硬的甲片，不会变形，但帛书是软的，很容易就变形了，我得一点一点找。不过没什么，我从小就做这样的事情，把一张纸撕得极碎，我很快就能照原样拼起来。”李学勤脸上闪过一抹孩子气的得意，对他来说这似乎不是什么繁琐的工作，而是继续玩年少时的拼图游戏。

从成千上万的碎片中，他和其他学者一起拼出了《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汉初辉煌的医药学成就令世人瞠目，“有些材料可以说重写了我们的学术史，比如一些传统医书上说人身上有12条经脉，但拼出来的帛书记载中只有11条，直到现在医学界还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五千年文明史刻在每个人身上

山西省一直是研究历史和考古的风水宝地。文革结束以后，李学勤第一次做关于考古方面的演讲，就是站在山西的讲台上。

20多年来，山西的考古发掘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在对山西龙山晚期文化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襄汾陶寺遗址。”在陶寺遗址，专家们发现在一个陶壶背面，清楚地用毛笔写了一个“文”，“这已经可以看作是最早期的文明了。以前我们一直以为中华文化是从中原发源，然后向外扩展的。但在这次考古中可以看出，山西也具有独立的文明起源。所以中华民族的文化并不是单一的。

在李学勤看来，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了解民族文化的传承，是作为史学者必须承担的责任。中国经济的繁荣带来了自我文化意识的复苏，“我们说自己是龙的传人，通过考古可以得到证实。”在山西龙山遗址的陶盘上，绘刻着5000年前龙的形象；河南濮阳出土的龙虎贝壳图，又把时间向前推了1500年。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已经有了清晰的龙的形象，东苍龙西白虎的造型说明那时龙已经被赋予了神圣的地位，这个地位和内涵在其后的数千年中，被不断丰富着。这些或微小或磅礴的印记，被学者们从荒野墓畔发现并解读。从此人们可以知道，这片土地上的人曾怎样生活过，怎样信仰过。现在，我们的血肉精神，是从他们而来的。

历史学的盛世隐忧

近两年，历史学家身上的光环渐渐变得耀眼。在媒体的推动下，学者们上电视，开讲坛，著书立说。

对当下这番“史学热”，李学勤并不十分乐观：“这么多的人愿意关注历史和国学，当然是好事。不过有这样的热潮并不意味着大家真正理解了史学精神。如果人们对史学的兴趣是抱有任何功利目的，我劝他还是算了。史学的终极目标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非但赚不了钱，还需要你去牺牲。我们这个行业，每有所成，其中的愉悦不足为外人道，还要面临各种质疑和压力。”

1996年，李学勤主持了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四年后，工程组提出了《夏商周年表》：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盘庚迁殷约为公元前1300年；夏商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在此之前，夏商周三代一直没有确定的时间划分。因此，年表一经公布，立即引发轰动。但与此同时，海内外的质疑声也排山倒海而来。国内外的学者就这部年表的准确性和研究方法争论不下，甚至当堂拍案横眉。7年多过去了，当年的热议至今仍没有完全消退，只是李学勤早已泰然：“不同的意见能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更趋完善。”

对于现在考古发掘的现状，李学勤也有自己的忧虑：“以前我们国家没钱，没有那么多财力进行考古。现在各地都有自己的考古队伍，不断有新的东西被发掘。但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正反皆有。野外考古应该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去发掘才对，可现在我们都是跟着大型工程跑，哪里大兴土木了就赶快跑去看有没有文物，然后抢救发掘。中国每年这么多的工程，哪里跟得过来啊，这种考古进程是有违学科发展的。”

虽然每天事务繁重，但李学勤的生活规律尽人皆知，他从不熬夜，也反对学生熬夜学习，什么时间吃饭什么时间睡觉都按时进行。早年在清华读书时，他每天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到学校上课。在清华任教时，这个习惯一如40年前，经常骑着一辆28寸的黑色永久，飞驰而去。学生总劝：“李老师，这个车子横梁那么高，太危险。”李学勤倒也听劝，大家很快看不到黑色永久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辆小号自行车，骑速不变。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编辑：夏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