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了一时，害了一世

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补习班主要以补习基础知识为主，只有差生才会上补习班。然而进入90年代后，大型补习社的出现使整个补习业越来越企业化，贴题班、精读班把很多名校学生也吸引进来。如今，提起类似“遵理学校”、“现代教育”、“英皇教育”这样的大型补习社，香港已无人不知。

据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估计，香港有超过五成的小学生接受补习，超过七成的高中生报读补习班，很多学生每月的补习费动辄就是几千元。由于香港普遍实行应试教育，无论考学、找工作都要看学习成绩。所以对于香港学生来说，求学过程中有两个最为重要的考试决定着前途命运：中学会考和香港高级程度会考。拿到的A越多，前途越光明。

香港大学一位教授近期公布的调查结果又为“补习热”泼了一盆冷水。该教授多年调查后发现，会考中得A最多的学生，往往进入大学后不如成绩较差的学生有潜力。这些“A级”学生也抱怨，因为补习老师省略的知识点自己一概不看，虽然考了高分，但导致知识掌握得不扎实，进入大学后的考试连连失利。

“用最短的时间拿最好的成绩，孩子忘了读书是要做学问。少年时期就开始投机取巧，真为他们的未来担忧。”一位学生家长感叹，“补习班帮了孩子一时，却害了孩子一世。”

在海景房里仰望星空？

尽管教育的祖师爷孔子已经有了“丧家狗”的“美称”，尽管易中天、于丹这样“学术超男超女”的收入也成了娱记们的兴奋点，尽管“教授哭穷”曾有一顿猛炒，但“弹丸之地”香港的高考补习老师暴富的新闻，仍然让我们有“第一次心动”。

记得20年前有作家以《教师忧思录》的报告文学横空出世，而让教师成为全社会最受人尊敬的职业，还曾被人讥为“教育乌托邦”。但要有一天，有教师身份的人开上了私人飞机、游艇，这真能让人高兴吗？依我看，这更值得忧思。

去年年末，我曾在首尔参加了一个“课外教育与媒体报道”的研讨会，所见所闻，对“补习学校”和“补习教师”有了“原生态”的认识。说起来让人目瞪口呆：韩国高考有“四上五下”之说——一天只睡4个小时，才能考上好大学，要是多睡一小时（5小时），就肯定考不上；韩国高考前，考生的母亲集体到寺庙为孩子祈祷，长跪不起，场面既让人感动更让人震惊。

我曾天真地认为，像韩国、香港这样的地方，市场经济比中国内地要发育得早，也成熟得多，现代教育体系也应更发达，高考的这根指挥棒大概不那么灵光了吧！可惜的是，我想错了！

对暴富的补习老师，我既不羡慕，更犯不上嫉妒。毕竟凡是存在暴富的地方，一定是有市场的供需关系，是由资源配置的稀缺程度决定的。这些暴富的补习老师，一定也有“板凳坐了十年冷，教鞭使坏十几根”的清贫过去。他们今天的暴富，除了得益于望子成龙的高考指挥棒外，个人的教学经验和教学艺术是不容否定的。“中国的教育出了大问题”，许多人都对此表示认同，能否由此断言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东方教育也同样出了大问题？“一切向钱看”只是换了个面具？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说：一个民族一定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我以为：在仰望星空的人当中一定不全是教师，但教师一定是其中的中坚力量。在海景房的豪宅里，就真的能够仰望星空？我表示怀疑。就算有朝一日补习天王跻身福布斯富豪排行榜，“教师”的文化身份也未必真正彰显，他们作为“最受人尊敬的职业”的本质特征更不能货币化。（来源：《环球人物》 编辑：肖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