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失踪了

1963年初，大学毕业的罗箭分配到了位于北京郊区的国家核试验研究所，开始参与共和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究工作。由于当时的核试验基地在新疆，当年3月，国家决定，选送罗箭等一批科技人才组成一个试验队到新疆工作。

这是一个绝密的国家任务。当时上级的要求是，执行任务的决定不能对包括家人在内的任何人说。3月中旬的一天，罗箭回到家里，默默地收拾好了行装，然后对父母说：“我要到外地出差一段时间。”

罗瑞卿当时问：“干什么去？”罗箭回说：“上级要求，这次执行的任务不能说。”罗瑞卿夫妇相视一笑，温和地对儿子说：“去吧！”其实那时候，身为“两弹一星”专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大将，怎么会不知道儿子执行的是什么任务呢。

在位于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光学测量站的地堡里，罗箭一呆就是8个月。其间，他与家里彻底失去了联系。罗瑞卿心里挂念，却又不能问，只能每次在总参开会时以开玩笑的方式提起儿子：“我儿子都失踪了好几个月了，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战友们与他开玩笑，心里却明白：将军这是在思念儿子了。那年8月，张爱萍将军到新疆出差，一个一个试验站找，终于在光学测量站找到了罗箭。他一把抱住罗箭，喊着：“我替老罗看看儿子。”刹时，飞纵的泪水洒满了罗箭的肩膀。那次执行任务，罗箭隐姓埋名整整“失踪”了8个月。直到11月底，他才回到北京。

1964年，试验顺利完成，罗箭立了三等功。送喜报的时候，居委会的老大妈还在嘀咕：“这个大院里肯定住的是一位大人物，每次光见车不见人，这次可要亲眼见一见了。”没想到，那天罗瑞卿夫妇都不在家，大妈他们敲锣打鼓地将喜报送到大将家门的时候，却被秘书挡在大门外。大人物没见上，老大妈们满肚子不高兴。

当晚，罗瑞卿回家后听说了这件事，当时就严厉地批评了秘书，并嘱咐夫人第二天一大早一定亲自登门道歉。第二天，当见到登门道歉的大将夫人，居委会老大妈们感动得愣在那儿，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家规写在墙上

罗瑞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当时，人们都说他是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说起这称号，罗箭一下子笑起来，他说：“父亲外号‘罗长子’，身高一米八二，比主席还高一厘米，又一直在主席身边从事保卫工作。主席曾经说，天塌下来都不怕，有罗长子顶着呢。当时主席出去，一般都是由父亲陪着。”

罗箭还记得，1959年6月毛泽东回长沙游了湘江。为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不会游泳的父亲，硬是在50岁学会了游泳。“他就担心出现意外。父亲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要紧张一辈子，但是父亲从没有说过。”

罗箭听父亲周围的工作人员讲，当时的历史环境主要是防奸、防止叛乱。“毛主席告诉父亲，要接受苏联的教训，苏联建国以后高级领导被刺杀、暗杀；列宁都被特务打了。主席给父亲规定，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能出现这种事，出了这种事你就提着脑袋来见我。”罗箭说，总的来讲，毛主席对父亲的工作是肯定的。但还是有两件事挨了批评，一个就是陈毅在上海当市长的时候，国民党的特务要刺杀陈毅，当然没成功；再一个就是叶剑英元帅的车走到街上被特务公开拦住，还开了火。

作为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很多人觉得罗瑞卿太过严厉，而这种严厉，同样也体现在他的治家和教育子女上。“父亲把严厉的家规写在墙上。”罗箭告诉记者，罗瑞卿因为工作忙，常常见不到孩子，便在墙上写下他的要求。“学习必须是最好的，中学不许谈恋爱，大学不许结婚”；“不许抽烟不许喝酒”；“一定要看毛选，一定要熟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平时生活中也要按照这个做，这个就是标准……”

罗箭一直记得父亲的一句叮咛：“你们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他说：“我从小上学填表的时候，都是只填母亲的名字，不填父亲的。”罗瑞卿不希望儿女们靠父辈们的荫护生活，他觉得孩子们应该自食其力，应该自己努力凭真本事成长。罗箭1952年在北京101中学读书后，供给关系在学校，暑假领了伙食费回家，就把钱交到大灶上。他笑着说：“当时，父母吃小灶，我和弟妹却都不能和父母一起吃小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