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安石变法，反对到底

碰到司马光这种耿直的、不转弯的、不屈不饶的对手，王安石既不幸，又幸。

宋神宗继位这一年，黄河决口，京师地震。围绕着国库空虚、救灾款从哪里来的问题，司马光和王安石在神宗面前进行了一场大辩论。

司马光说：没有钱，是浪费太多，今年要削减高官的赏赐。

王安石反对：国家富有四海，大臣赏得再多，能多到哪里去？关键是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不以为然：善于理财的人？善于搜刮才对。到时老百姓更穷，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王安石纠正：你错了，善于理财的人，不用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就能让国库充实。

司马光立刻抓住了这句话：这是桑弘羊的鬼话，司马迁在《史记》里记下它，就是讥笑汉武帝无知被骗的，怎么能引以为据？

这是变法前夕，神宗给了王安石和司马光最后一次政策争辩的机会。两个人的思维特点已泾渭分明：王安石在说理财，而司马光在谈史鉴。如果让司马光接手朝政，他也会改革冗员、冗费问题。在北宋，并没有真正的保守派，人人“常患法之不变”，司马光担任并州通判时，有“屯垦戍边”的新举，让无地农民在边境堡垒开荒，实现了巩固边防、安抚农民、平抑粮价、免送军粮的“一箭四雕”。但王安石的激进，让司马光只能当保守派了。他太清楚中国的王朝，只适合温和改良。

然而神宗的内心急迫地渴望大治、大改。

第二天，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宰相职），变法大幕拉开。

从这一天起，司马光在反对王安石的道路上，一以贯之地走了下去。神宗希望司马光出任枢密副使，司马光一连六道奏折，清楚表态：新法一日不废，我一日不就任。

在年过40、经历了仁宗、英宗两代皇帝的司马光眼里，神宗像一个刚出茅庐的孩子，有朝气，敢于开拓，但操之过急。对于自己相交多年的好友王安石，他更清楚那种狂烈的个性。于是，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3300多字的恳切长信：“你主政以来，非议四起，只因你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呀。”

这一轮书信往来，给后世留下了《答司马谏议书》等精彩的古文。但当时，两个知交朋友、当世文豪的心里，却彼此失望透了：他们在政见上已水火不容。

与其互相攻击，不如自请外任。司马光坚决离京，此举赢得了朝廷上下的尊敬。

《资治通鉴》，一部官场哲学

在变法的滚滚潮流中，司马光把政治抱负交给了历史。一部恢弘的《资治通鉴》，在他笔下诞生。

司马光从小醉心史书，尤其喜欢《左传》。20多岁时，父母亡故，守孝中的司马光以书消愁，写下了《四豪论》、《贾生论》等历史笔记。

变法开始后，司马光退隐修史，希望用自己的笔劝谕神宗。

公元1084年，神宗在世的最后一年，司马光完成了呕心沥血19年的著作。童年时代的《左传》，在他笔下重现：一样是编年体，一样是春秋笔法。

如果说王安石是早生了940年的改革天才，那么司马光就是看透了中国1362年往事的官场智者。他深刻地洞察了帝国运作的奥妙：在王朝政治之下，什么国库空虚、什么理财济世，都是空的，只有办事的人，才是成败关键。而笼络人，只有靠互相妥协的温和政策。

书送到了神宗的御案上，神宗惊喜万分，取名《资治通鉴》，意思是读历史而晓未来。我们不妨做个有趣的假设，如果神宗有生之年早一点读到《资治通鉴》，他还会不会激进变法？

不久，神宗英年早逝。开封百姓堵住城门，高呼“司马相公”，不让奔丧的司马光返回地方，恳求他主持朝政。68岁的司马光，耗尽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出任宋哲宗的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逐步废除王安石新政，制定一系列温和国策。

多年以后，北宋党争愈演愈烈，小人蔡京当权，竟然把苏轼、范纯仁这些反对变法的人的名字，刻上了奸臣碑。唯有“司马光”三个字，工匠怎么都不肯下手。（来源：《环球人物》 编辑：肖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