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消息：葛剑雄是研究历史的专家，也是个“讲故事”的能手。在“全球通名家讲谈”，他“毫不谦虚”地告诉所有人，如果阿拉伯人能讲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自己讲上个一万零一夜，大概也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故事好听，却也有着致命的弱点：讲故事的人为了追求精彩的效果，往往会在讲述的过程中，忽略一些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制度。”
“这些制度，让人们觉得枯燥，但正是这些看似无聊的制度，在历史中起了非常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相似背景，不同结局
西晋与北宋，虽然年代相隔甚远，但在历史背景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魏国的司马氏以强大的军事实力，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建立了西晋；而北宋，则是对唐末五代时期割据状态的彻底颠覆。不过，同样是大分裂后的统一年代，这两个政权的最终结果却大相径庭：西晋很快便被“八王之乱”弄得元气大伤，统一格局仅仅维持了11年；而北宋的建立，却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没有内乱时间最长的朝代。
相似的背景，为何带来迥异的结局？葛剑雄说：“这虽然与统治者的个人魄力、能力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关系，但最终原因是由于统治者所采取的治理策略不同而造成的。”
在葛剑雄看来，导致“八王之乱”的首要原因，便是晋惠帝的“弱智”。据史书记载，晋惠帝执政期间，某年发生大旱，颗粒无收，百姓们只得挖草根、食观音土充饥。消息上奏到皇宫，宝座上的晋惠帝竟然十分困惑地问；“没有饭吃，那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糜呢？”可就是这样一个皇上，偏偏娶了一个出了名的悍妇——贾南风。为了让自己的家族掌握政权，贾后与楚王玮合谋发动政变，杀死晋惠帝的外公杨骏和太子，也揭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类似的事情，在别的朝代也屡见不鲜，为何独独在西晋会演变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呢？”葛剑雄将“八王之乱”的必然性因素，归结到西晋“分封宗室”的制度之上。
“虽然自秦朝开始，中国便开始实行郡县制，可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这种制度又时常出现倒退，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一个势单力薄的皇帝掌权以后，往往希望通过‘分封宗室’，稳固自己家族的势力，晋朝也不例外。只不过，晋朝统治者犯下了一个无可弥补的错误：不但把土地、金钱分给自己的宗室，甚至规定，不同等级的王可以建立不同规格的军队！而诸王一旦拥有了军队，便会为了争夺统治权展开内战。”于是，皇帝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而宗室之间的血肉相争,也让那些内迁的少数民族有机可乘，最终导致西晋陷入了连续的战乱中，直至最后亡国。
赵氏制度，治内不治外
“陈桥兵变”后，赵匡胤黄袍加身，成为宋太祖。按理说，他所面临的是比西晋更混乱的局面，可赵匡胤却自此坐稳了天下。为什么？“原因之一，就埋藏在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故事里——‘杯酒释兵权’。”
从唐代后期开始，原本只掌握军权的节度使，逐渐在当地大权独揽，“成了土皇帝”，极大地威胁着中央政权的稳定。赵匡胤即位之初，曾有节度使起兵反叛朝廷，虽然最终平定，却在他的心头埋下了不安：怎样才能将权力重新集中到中央，使自己的王位长期稳固？思来想去，他将曾帮助自己夺取政权的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请来喝酒，许诺给他们“金帛田宅”和子孙的荣华富贵，最终成功地解除朝中大将的兵权。可“兵权会这么容易就被夺下来吗”？讲台之上，葛剑雄满脸深意地摇摇头，“这‘杯酒释兵权’只是一个故事，在它背后，赵匡胤其实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第一个措施，是将整个国家的军队集中起来，组成“禁军”，将它们集中在首都等重要区域，由中央直接对它们进行训练。赵匡胤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削弱地方官的势力”，将地方官长期掌权的局势打破，改设“知州”、“知县”，打破了长期世袭的制度，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
赵匡胤一方面想方设法减少大臣手中的职权，一方面又强化君臣之间的身份异同。“五代的时候，宰相权力很大，甚至在与皇帝议事的时候，也总是坐着的。这让赵匡胤心里很不舒服。有一天，和宰相议事的时候，赵匡胤不经意似地抬起头来说，‘你过来给我指点一下。’宰相起身走到他跟前，将赵匡胤存疑的地方详细解释了一番，退回来正要坐，却发现凳子已被太监给撤了！打那以后，宋朝就有了规矩：皇帝坐着，大臣站着。”话音刚落，台下观众都笑了起来，为赵匡胤的“贼”，也为宰相的“狼狈”。当然，赵匡胤还是许给了大臣们高官厚禄，甚至定下规矩，“子子孙孙不许杀大臣”，“所以，宋朝的文官所受的最高处罚，也只是流放海南，而非杀头。”
宋朝在这套制度的维护下，日渐强盛。但同时，这套制度又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非常适合治内，却难以御外；一旦有外敌入侵，它的缺陷便无可掩藏。“比如，‘兵不直将，将不直兵’，这在和平时期，可以有效避免将士造反；可北宋末年，当女真人的军队大举南攻的时候，宋朝军队无法做出有效的抵御，因为没有一个将领可以临时组织调动军队，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迅速调拨粮食供应。再比如，对知识分子、士大夫的优待，使宋朝出现了冗员庞大的现象，大大激发了社会矛盾。”赵匡胤制定的制度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得天下易，治天下难
葛剑雄的讲座，简练而精彩，激发了台下观众的热情。有人将“八王之乱”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缺乏长期、健康的战略目标制度”；有人干脆将西晋和北宋比作两个现代公司，前者为皇亲国戚权倾一方的“家族企业”，后者则是老板主导一切的“职业经理人式的公司”。两个简单的比喻，突然将千年以前的古人和现代商业社会联系起来，听得台上的葛剑雄脸上笑意也越来越浓。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历史不是用来直接套用的，而是通过学习，从中得到启发。正如有人说的那样，靠着家族力量‘创业’成功的西晋，如果无法摆平家庭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只是一味将‘股权’、‘资本’分发下去，它很快便会被瓦解。相反，赵匡胤这个‘老板’只是把干股分给共同创业的穷哥们，让他们坐享其成，自己再从外面高薪聘请专业经理人，这就有效避免了公司的内部争权斗争。但赵匡胤这样做的成本太高了。到最后，连自己都把控不住了这个度，‘公司’也就陷入了生存危机。所以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打了天下之后，该用什么方法去治天下。”
两年多以前，葛剑雄曾写过一篇关于“得天下与治天下”的随笔，其中有段话被许多人奉为经典：“得天下者为了争取人心，煽动民怨，可以不顾实际，做出过高过多的承诺，或者给支持者、拥护者现成的利益。治天下者只能量力而行，在物质基础有限的条件下，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还必须留有余地。”在他看来，无论是西晋还是北宋，甚至此后的明与清，败就败在“得”与“治”的变通之上。
“如果时光可以倒退，如果赵匡胤邀请您回到他的那个年代当一名宰相，您又可以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让他既可安内又可攘外，让他的政权能有一个更加稳定的发展？”一位年轻女性问得俏皮而又颇具锋芒，但葛剑雄应对起来，却得心应手：“历史很难假设，如果让我去做赵匡胤的顾问，我能出的主意大概也就几条。只不过，任何一项政策，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对‘度’的把握，对‘改变的时机’的把握，都需要十分精确。所以，历史上的成功与失败，也都只是相对的概念，并没有绝对的标准。而回到现实生活中，做任何事情，甭管听了多少人的意见，最后拿主意的，也还是我们自己。”（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记者 肖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