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消息：新加坡最近发生了这么一件新鲜事：国家向21岁以上的国民发送“红包”。去年，新加坡财政盈余达64亿新元（1新元约合5元人民币），创下199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按照“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新加坡政府决定从中拨出18亿新元，还富于民。其中大多数国民可获300新元，低收入者可获400新元，低收入年长者则可再额外获得200新元。

政府主动发送“红包”，体现的是一种执政能力和执政理念。新加坡面积只有近700平方公里，人口约450万，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国。但就是这个小国，常有不同凡响之举。向国民发送“红包”的做法，至少说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势头不错，政府的腰包比较殷实。但最重要的是，这生动地体现了新加坡政府将经济发展成果惠及百姓的执政理念。

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政府给国民发“红包”，并非心血来潮之举。2001年，亚洲金融风暴刚趋平静，新加坡仍处于经济衰退中。为帮助民众渡过难关，当时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提出了“新新加坡股票计划”，决定从多年的财政盈余中拨出资金，向国民免费派发股份。从此，定期与国民分享财政盈余，就成了新加坡政府的惯例。

从实际情况看，新加坡政府此举更像是企业分红。但人们仍普遍称之为“发红包”。这其实有着深层的传统文化背景。

“红包文化”是华人社会的一种重要习俗。传统意义上的“红包”发端于何时无可考证，但千百年来，它的很多作用都没有改变，如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祝福、在细微处推动人们和谐相处，等等。据说，很多新加坡人在获知政府将发放“红包”的消息后，每每谈及此事都很高兴，因为他们感受到了那里面充溢着的甜蜜。

事实上，我国也出现过要求政府发“红包”的呼声。在今年1月上海市的两会上，一名政协委员的提案就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他建议国家研究一种可行性——向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经济发展成果。对此，有人称之为“荒诞”，但也有不少人表示期待。

新加坡政府给老百姓发“红包”的消息传到中国后，网民反应活跃。有人说，中国政府应该照此办理；也有人说，中国的惠民之举要有自己的特色。

后一种说法也许更符合实际一些。各国国情不同，生搬硬套难免导致水土不服。在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中，新加坡式的“全国大分红”不多见，但本质相同的举措并不少。

中国也是如此。“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代表党做出的庄严承诺。就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而言，让老百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红包”，有着更为广义的内涵，其中既包括政治成果、经济成果，也包括文化成果、社会成果等。就最为核心的经济成果而言，又与中国老百姓的土地利益、自然资源利益、环境利益、劳动者利益、社会保障利益、公共投资利益等利益分配问题密不可分。除“私人产品”分配问题外，基础设施、供水供电、公共医疗、公共卫生、文化教育、环境保护等“公共产品”的分享，也应纳入中国老百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大红包”之内。

而要兑现这个“大红包”，前提是国家经济发展顺畅、政府的腰包鼓得够高。这也许就是当下举国关注两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它牵涉2008年以及今后5年中国的发展问题，当然也就关乎中国老百姓的“红包”问题。（来源：《环球人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