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华为：美国国会山的利益图谋

随着中国海外并购的不断增加，几个越来越值得中国企业重视的课题已经摆在眼前——我们都需要和谁打交道？怎样打交道？这是一个怎样的规则环境？我们的并购策略中应该有哪些组成部分？

10月8日，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委员会发布了对于中国企业华为和中兴的报告。长达52页的报告总结说，两家企业都涉及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并且应该予以其在美从事经营活动更加严格的限制。

在报告中，美国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fail”(未能)，例如“华为未能解释其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华为未能解释其内部党委的功能”、“华为未能提供其与中国军方是否有联系的详细答复”等等。然而，报告在论述两家企业存在的问题时，同样“未能”通过充足的证据来以理服人。例如，报告中提到“中国有手段、机会和动机通过电讯公司从事恶意活动”，却未能提供这种判断的事实根据，其大量引述的文件性内容也都来自于美国政府或国会之前发表过的报告。这种用自己撰写的资料论证自己观点的方式，确实难为了报告的作者。

其实，令华为止步美国市场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笔者看完美国所有国会议员的投资账目明细后发现，国会议员中有73位在思科集团(Cisco Systems)中拥有投资。例如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去年在思科的投资在60万美元至130万美元之间。而思科，正是华为在美国最直接的竞争对手。这提醒着我们的企业应该尽早对这些政客有所认识，以便“对症下药”，对于权力个体和制度进行合法攻克。

华为的澳大利亚模式

这份报告体现了美国的心虚，他们力图证明指控华为中兴的正当性，并强调禁止华为经营并非没有先例，报告中列举了澳大利亚和英国政府对于华为部分设备进行限制，美国试图证明：不只是我们在针对华为。

被引述的主要案例来自于澳大利亚在今年3月26日对华为澳大利亚子公司参与竞标国家宽带网络(NBN)的禁止。理由同样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但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一个背景，那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11月16日开始的对澳大利亚的正式访问。此次访问旨在加深美澳两国的同盟关系，尤其是在对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地区重新施加影响力。奥巴马在访问前接受电视采访时，甚至公开表态，如果中国人和美国人、澳大利亚人过上了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美国显然希望同澳大利亚形成在遏制中国发展上更为广泛的联盟。而根据当时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华为也感受到了这次访问后其与澳大利亚政府之间关系的降温。可以说，在对待中国的战略上，澳大利亚对美国亦步亦趋。当然，最终这笔订单并没有那么爱国地落到澳大利亚本土企业的手中，而是被日本电子设备商NEC签走。这更加只能有一个解释：日本是澳大利亚盟友，中国不是。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澳大利亚对华为竞标国家宽带网络施行禁令的案例中，总理吉拉德的决定并没有得到一边倒的支持。在澳大利亚政界和经济领域都存在反对的声音。据了解，华为在澳大利亚的子公司已经开展业务多年，其中大多数的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基本都是澳大利亚人，董事会里更是有澳大利亚政界高层人物。这其中就包括霍华德政府时期的外交部长唐纳和维多利亚州前工党政府的总理。作为利益相关方，唐纳等人的态度就与吉拉德截然相反，他认为华为威胁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理由过于荒谬，并且强调完全不存在华为参与网络攻击的概念。

当我们不再考虑国家安全、网络间谍、贪污腐败等政治性干扰因素时，明白游戏规则、善用游戏规则便是中国企业未来的主攻方向，尤其是针对美国等在对华企业进驻问题上不甚友好的国家。华为的澳大利亚模式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借鉴。

必须了解美国议员的投资组合

西方国家的政客与财富并非不能公开发生关系，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治人物都拥有可观的产业，并利用自己的议员等身份公开支持对自身利益有益的相关法案通过。

根据美国公开政治中心的数据，美国国会535名议员当中有319名都是百万富翁，其中千万富翁20余位，亿万富翁也有近1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