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治堵”难在何处

由“中国式过马路”的创意而起，“中国式马路”“中国式接孩子”等网友的吐槽也迅速流行起来。沿用这一创意，不妨将目光聚焦到“中国式治堵”上，这是由于近期，“中国式治堵”在各地“高招”不断：有谏言收“拥堵费”的，有传言收“排污费”的，北京市有关部门则再次提出将评估在特定时段、特定区域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的可行性。与此同时，上海的车牌拍卖均价超6．6万元又创新高……

在各地治堵“高招”连出、风声四起的背景下，人们不难发现治堵公共政策的制定目前缺乏一套科学、民主的流程，多可以形容为主管部门“摸着石头拍脑袋”，民意、民智并未得到充分的尊重。

以单双号限行来说，记者注意到，这项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凭借市民无私奉献成功实行的行政治堵手段，在北京奥运会后能否延续就曾经引发全社会大讨论。当时，国内不少法律界专家曾经对单双号限行对公民财产使用权的限制以及补偿问题发表过真知灼见。

如今，单双号限行作为治堵高招再次被提出，虽然多了“特定时段、特定区域”的限制语，强调了进行可行性分析的“流程正义”，但核心问题依然不容回避，那就是地方政府部门对公民财产使用权的限制（征用）到底要经过怎样的法律程序；从立法初衷审视，道交法中交通管制的相关条款行政强制力到底有多大；以及行政治堵到底能否真正治本。

如果这些疑问得不到清晰、清醒的认识，其危害将比“最堵9月”造成的负面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被行政强制力约束出的畅通的马路背后，是更大的路面拥堵隐患和“民心添堵”。

其实，看看近期各大媒体对单双号限行政策的追问，比较核心的一点就是这究竟是不是必须使用的治堵手段：交通精细化管理水平深挖到位了吗？公交供给的水平达到极限了吗？公车治理的手段是不是已经史上最严？交通文明的提升是不是已经没有上升空间？停车费、燃油税改革等市场化的治堵手段是不是已经用尽？黄金周前几天的交通峰值可不可以通过更大力度的错峰缓解？

从网民吐槽的“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接孩子”“中国式马路”中，我们不难发现，上述一连串追问的答案都证明单双号限行之外，缓解交通拥堵有关部门和交通参与者可以做到但尚未做到的还有很多，究竟是让限行限出的“畅通”掩盖这些缺陷，还是应当踏踏实实地把这些见效未必快，但却有着长远功效的改进做到位，答案不言自明。

在记者看来，“中国式治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中国汽车社会爆炸式增长和城市半径野蛮快速扩张形成的顽症，限行绝不是“治堵一贴灵”，治堵需要从交通文明、社会管理创新、城市功能再规划、公交优先建设等多个方面下刀用药。其中，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必须树立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理念，将公共交通放在城市交通发展的首要位置。要按照方便群众、综合衔接、绿色发展、因地制宜的原则，加快构建以公共交通为主，由轨道交通网络、公共汽车、有轨电车等组成的城市机动化出行系统，同时改善步行、自行车出行条件”是大城市治堵的正面战场和根本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