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们是否真正掌控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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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月刊》5月22日刊登约瑟夫·奈的文章，题目为《总统们是否真正掌控外交政策？ 》以下是文章内容：

21世纪的帷幕在世界力量极其不平衡的局面中拉开。美国是唯一一个能够在全球投射军事力量的国家；占据了全球经济的四分之一，其国内的大学和娱乐产业世界领先。美国已经处于无需置疑的领先地位。

美国人似乎很喜欢这一地位。2012年总统大选时，主要政党的竞选者都坚持美国的实力并未下降，并郑重承诺他们会继续维持美国的领先地位。但是这些承诺有多少能够在总统权利范围内实现呢？总统的领导是使美国处于领先地位的根本原因吗？或者无论是谁坐在总统办公室，美国成为最强国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

领导力专家和民众都吹捧改革派领导人——他们制定大胆的目标，承担改变世界的风险。我们蔑视那些“保守派”的领导人，他们只适合做管理人。但是仔细看看上世纪在美国扩张权利的关键时期执政的总统们，我发现，在改变美国人对美国所处的全球地位的看法的过程中，诸如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这些改革派总统，政策执行的效率远不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 W. Bush）等人。

改革伴随着很大的风险，如同赌博，改革的影响通常并不即刻显现。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1870年赌与法国开战将能使普鲁士统一德国，他赌赢了。但是他还赌他将占领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这一斥资巨大的行动直至1914年才付诸行动。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和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也参与过改革性的赌博，分别是参与世界第二次大战和随后的苏联战争，然而他们只在谨慎的初步行动后才这样做的（罗斯福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采取了行动）。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林顿·约翰逊（Lyndon Johnson）把赌注错押在越南战争上，认为这是一场多米诺骨牌游戏，讽刺的是，却被艾森豪威尔巧妙地避开斗争性干涉，创造了多米诺骨牌一般的成果。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与中国建交这一局中押对了注，但几乎同时输了美元与黄金挂钩这一局，导致了其后数十年不断扩大的通货膨胀。

相比于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这位成功的改革型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无疑是失败的，威尔逊在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错误地将赌注放在了《凡赛尔条约》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超凡眼光在部分程度上证明了美国有资格成为国际联盟的领导，但是在他执政期间，却缺乏使眼光应用于现实的这一领导才能，这一缺点使得美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陷入孤立。至于41岁即位的老布什，他缺乏其自称的“眼光”，使其无法影响美国民众对于国家的认识和美国的世界地位。但是他却拥有一流的政策执行和管理能力。

让我们再对比一下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和他的儿子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人们口中的小布什非常热衷于成为改革派总统。小布什政府的成员经常拿他与罗纳德·里根或伍德罗·威尔逊进行对比，但是更多的是和二十世纪的威尔逊总统对比。小布什和威尔逊都笃信宗教，注重道德情操，起初都非常关注国内问题，并不注重外交政策。都强调自信，都积极大胆地应对危机。正如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在1917年对威尔逊思维模式的描述：“只要不符合他的直觉，哪怕是既成的事实也会被忽略，他就是凭借这种半神的力量来决定对错。”托尼·布莱尔在2010年也做出过相似的评价，认为小布什“有着非常棒的直觉，但是他的直觉较少地针对政治，更多地用来判断对错”。和威尔逊一样，小布什在外交政策——侵略伊朗上下了非常大的改革性赌注，还有，和威尔逊一样成功缺乏实施政策的技巧。

这一论点并不是反对所有的改革派领导人。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诸如甘地（Gandhi）、曼德拉（Mandela）和金（King）等领导人能够在使民众觉醒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不并不特意针对美国外交政策改革派领导人。罗斯福和杜鲁门对开创美国时代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其他总统，比如尼克松，建立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或者卡特，强调了人权和防核辐射，进一步提高了对外交政策的重要性认识。但是，在评价领导人时，我们需要关注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两方面——有的狗吠叫，有的狗不叫。例如，艾森豪威尔在朝鲜核危机，奠边府核危机，金门马祖危机期间拒绝了军方屡次提出的使用核武器的建议，一度告诉提议者：“你们这些人一定是疯了。我们不能在十年内第二次对亚洲使用那些可怕的东西。”1954年，他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阐释了他的新想法，认为可以毁灭俄罗斯，他说：“如果将这里毁灭，没有政府，没有沟通，只是一处充满饥饿和灾难的区域，将会是一片很好的地方。我问你，文明世界将会对这里作何反应呢？“老布什同样避开了改革性目标，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例外：德国统一。即使在那时，他也处处保持谨慎。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时，部分原因归咎于东德方面，老布什因其低调回应而受到抨击，但是他最终的决定并不是报复苏联，这为一个月后的马耳他峰会创造了条件。

改革派领导人的角色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能够做出其他领导人不会做的选择。但是关键问题在于民主党派想要其领导承担多大的外交政策风险。这一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今形势，而当今形势异常复杂，不仅包括潜在的国际影响，还有国内多远社会的政治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和亚里士多德式的谨慎有着特殊的联系。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关于社会动力以及如何“建立国家”所知甚少，当我们不知道如何推动世界发展时，傲慢自大将会招致危险。根据以上原因，对千变万化的形势高度敏感的保守派领导人同样很重要。21世纪，无论是否有英明的领导人，改革都一定需要领导人对风云变化的形势保持谨慎。

例如，称目前美国的地位正在下降——令人欣慰上的是奥巴马总统（President Obama）并不认同——的言论即是对现阶段形势的误解。美国的影响力并没有绝对下降，相对而言，美国很有可能在未来十年中继续保持比其他单一国家更强的国力。我们并没有生活在“后美国世界”，也不再生活在20世纪末的美国时代。没有人有水晶球能预测未来，但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2012年的预测或许是对的，尽管独霸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美国很可能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因为其国力的性质和领导的传奇，这一地位至少会保持到2030年。

美国必然会面对很多其他强大势力的崛起——以国家和非国家为单位的竞争者。总统将需要更多地与其他国家合作行使权力；领导人维系同盟和建立关系网络的能力将成为我们硬软实力中重要的一部分。21世纪美国的地位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正在下降，但是美国需要发展其情境智力，了解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在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下达到它想要的目标这一事实。教导民众正确地理解、适应全球信息时代，这对总统来说才是真正的考验。

所有的建议都希望奥巴马总统以及他的接班人注意思考改革性宣言是否适用于这些变幻莫测的时期。美国的实力和领导地位对于美国和世界的安定繁荣都至关重要。但是如果总统能够谨遵前总统们的信条“无论如何，不做有害的事”，将远胜过提出扰乱人心的改革。

外交政策中，谨慎保守的领导人往往比大手笔的改革性愿景更有效。图为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给八位总统的评分。

（来源：中国日报网 信莲 编辑：党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