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12月12日文章,原题:别拿中国的创造力不当回事——否则会吃亏 北京和上海就像19世纪90年代的纽约和芝加哥:充满活力、喧闹嘈杂,又有点疯狂。财富来得快去得也快。成功的家族和公司成为新贵。
当年,欧洲人觉得新兴的美国有点粗俗。他们不喜欢艺术和商业搅和在一起。我怀疑现在许多人对中国有同样感受。他们说“中国创造”这个词本身就是矛盾的。他们认为这个国家缺少西方的大胆尝试和冒险精神。
但是,上街走走,或者看看产量数据,你就能看到中国创造力在进步。中国以前依赖低成本制造业,而现在中国的艺术、设计、数字媒体和时装均备受瞩目。
我估计,去年在上海新开的时装店比纽约多10倍。中国三大互联网集团之一的腾讯善于迎合中国的6亿网民(是美国人口的两倍)。马云的网络零售平台阿里巴巴销售额超过亚马逊和“电子港湾”的总和。
关于中国创意产业的一个惊人事实是民间产业规模之大。那些时装店全都是私营的。相比西方同行,中国大多数创意企业得到的国家资助更少。认为中国是一个仿冒国家的看法只对了一半。中国人是令人惊讶的仿冒者。他们与工业化时的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出于同样的原因、应用同样的技术仿冒。效仿常常是最佳学习方法。20世纪的欧洲和美国诞生最伟大的艺术、文学和设计,中国在本世纪也大有可能如此。
凡是使用过腾讯微信或看过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王澍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再说中国的一切都是仿冒的人,就是在无视事实。没错,中国的仿冒往往超出西方认可的礼貌或合法的限度。这确实应受批评——但是西方应再想想自己的历史。从伦敦到华盛顿的建筑师都曾经乐于效仿意大利建筑师帕拉迪奥。
在我看来,北京虽对一些领域有种种限制,但创意和创新在中国受到高度重视,这一点同别处一样。西方的怀疑意味着错失中国的机会。
愿意与中国合作的公司尽可能多来中国,因为与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一样,商业的基础是个人关系。中国也在个人自由、国家定位、风险的本质方面做实验。这是一个值得进行的对话,在创意产业展开合作是最好的开始。(作者约翰·豪金斯,乔恒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