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１年，有两名退役的运动员备受关注，他们分别是姚明和张尚武。“小巨人”在宣布退役的时候，吸引了全球无数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从“姚老板”、“姚评委”到“姚同学”，姚明的每一步都如他所言“一扇门已经关上而另一扇门正徐徐开启”；已经退役多年的张尚武，以“地铁口卖艺的世界冠军”的身份重回人们的视野，引发了一连串的话题。
人们不必为姚明担心，也难以替张尚武操心。不过在他们中间，每年有大批曾经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在领奖台上喜极而泣的运动员，最终在默默无声中走向退役。作为“退役后”一族，他们的“退役后”生活有着怎样的路径和感触？新华社记者日前走访了部分转型就业的退役运动员，他们的经历或可为更多的后辈带来一些启示。
“退役后”生活：“千篇”不一律
曾经的上海男排“自由人”、如今的复旦大学体育教师兼排球队助理教练丁毅，是记者走访的诸多退役运动员中，对自己目前的生活和职业发展最为满意的。走出职业队８年来，他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继续玩着喜欢的排球，“在这里，少了专业队的拘束，多了一块高素质的‘试验田’”。
对于大多数退役运动员来说，成为教练员或体育教师被认为是退役后职业发展最合理的一条路径。然而，在不少“退役后”们看来，未来的路不只这一条，也不能只这一条。
“不可能每一个运动员退役后都可以成为教练的。”上海田径队曾经的国家运动健将级运动员张晟如是说，“一来要不了那么多教练，二来如果不在一定的层次，教练也不见得是一份好的职业。”退役９年的他，如今是上海浦东新区城管执法支队的一名普通队员。在选择这份“稳定的工作”之前，他尝试过销售员、电视台摄像和编导等工作。
张晟坦言，刚从田径队出来的时候，社会的复杂让张晟一时有些茫然。在哥哥的引导下，他开始尝试找一些见习和工作锻炼的机会。他说：“找过好几个工作，还做了半年多的销售，没办法，要适应社会生活需要给自己一个过渡期。”
像张晟这样的退役运动员在上海还有很多。来自东北的女孩张鸣，两年前从上海赛艇队退役，经过双向分配机制走上工作岗位，成为铁路上海南站有名的女子城管执法队的一员。
上海徐房五人制足球队球员兼教练薛志强，原本是上海申花队的后卫，退役后进入大学学习工商管理，如今正式的身份是徐房集团的一名公司职员。他的球队当中，有的是企业员工、有的是西餐大厨、有的是资深调酒师，足球不再是他们谋生的手段，而是一种纯粹的热爱。
“踢球之外，我们球队的成员都有正事要做，企业管理、动拆迁、餐饮、上大学等等。每个球员都有踢不动的一天，到那个时候，现在学的东西就会真正派上用场。”徐房足球俱乐部负责人王春说。
“退役后”之路：靠扶持更靠自力更生
“在运动员的职业规划和退役转型发展方面，我觉得教练员和运动员管理培养单位，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排球名宿、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院长沈富麟说，“毕竟运动员在成长期间，主要精力还是在提高成绩上，自身是缺乏这方面意识的。”
当体操冠军地铁口卖艺、举重冠军成为搓澡工等退役运动员的案例受到关注后，不少声音将运动员的职业规划责任指向了体育主管部门，包括对运动员培养机制的质疑。
上海市体育局人事处处长符顺国表示，关于运动员退役安置的问题一直有相关的文件指导，并不存在“置之不理”的说法。以上海为例，早在１９８９年就发出了《关于本市退役运动员安置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对上海退役运动员安置工作进行了具体规定。１９９５年起，上海开始在退役运动员安置中采取指令性计划下的双向见面洽谈与组织协调落实相结合的方法，引入竞争机制。２００２年，上海根据新形势推出了鼓励运动员退役自主择业的安置方法，并于２００５年下发了《上海市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经济补偿办法》。
上海市体育局在２００９年召开的全国优秀运动员保障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０年以来上海通过组织安置的退役运动员有５６４人，选择自主择业领取经济补偿费的有５０３人。
政策扶持固然重要，“自力更生”在不少“退役后”眼中更为重要。丁毅坦言，自己退役前就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未来的发展规划，连续考出中学体育教师资格证和大学体育教师资格证，“具备了这样的基本资质，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平台”。如今，他已是上海体育学院的在职硕士研究生，体育科研将是自己努力的又一个方向。
张晟觉得，政策的作用在退役之初已经发挥过了，如今到了全新的岗位上，人生的道路还很漫长，未来的发展还得靠自己在新的平台上继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拼搏精神。
运动员该有怎样的职业规划？
近年来，我国对于运动员保障和退役运动员安置的工作也在不断完善。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江苏省近年来为所有优秀运动员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和事业保险，并确保运动员１００％完成九年义务教育，鼓励支持优秀运动员免试上大学；浙江省通过各类培训和资格鉴定工作，帮助退役运动员获得体育教师资格证和社会体育指导员等职业资格，并给予补偿金支持运动员自主创业。
上海市体育局局长李毓毅透露，上海市体育局今年已经开始试点推行《上海市优秀运动员职业发展规划书》，将针对每名运动员、从入队时即开始编写，既包含运动员的成长目标和训练中的综合素质提高，也包括运动生涯告一段落后的人生规划。此外，上海还通过“弹性学制”和“长学制”、远程教育、送教上门等方式帮助运动员进行文化学习，不少优秀运动员还进入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攻读学位，“目前２０岁左右的运动员基本都在读大学”。
在记者的调研中，不少业内人士和专家还对运动员退役转型提出了不少建议。
“运动员除了培养竞技素质，还包括意志品格、行为素养、文明素质等等。”沈富麟说，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学些什么、怎么学，也应该进行更多的探索，“我觉得，可能进行人文教育、思维教育，更多地从励志、感恩、道德、价值观和人生观等角度加强教育，对运动员更为有益。”
作为过来人，丁毅认为对于体育运动的理念依然需要扭转，“英文里比赛就是一场‘ＧＡＭＥ’，游戏的意思，所以要玩得开心，不必太过于在乎成绩。”指导复旦大学排球队两年多来，他开始反思职业队伍训练的科学性，“职业队训练有没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练得越多不代表效率越高，我倒觉得到了一定年龄层次的运动员，可以半天训练半天参加一些社会工作，既不会影响成绩，也会对运动员的成长十分有益。”
从事运动员选材研究的上海体育学院副教授余竹生认为，理想的状态是，运动员退役后能走上教练或者体育教师的岗位，“或者成为社区体育指导员，这都是对他们专业优势的继续发挥”。但事实上这不太可能。所以，余竹生建议在选拔和培养运动员时不仅要考虑到其职业规划，也要对这一运动项目本身的未来目标进行规划。“这个项目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需要培养多少比例的运动苗子，应该有考虑。如果搞‘人海战术’，不管将来孩子们的出路，摊开大饼再大浪淘沙，这样的体育事业规划思路也是不对的。”
来源：新华网（记者 罗争光 俞菀） 编辑：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