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不想接受采访！”经历了一场场舆论风波之后，作为公众形象的周洋依然没有学会如何与公众打交道，语言的冰冷堪比短道速滑赛场的冰面，这种表现与３日晚点燃开幕式火炬时的灿烂笑容形成强烈反差。

２０１１年，中国短道速滑队连续发生了“丽江事件”和在青岛的内部冲突事件，引起了社会舆论和公众的关注。刘鹏形容其严重损害中国体育的良好社会形象和公信。王濛因此失去参加本届冬运会的资格，与王濛私交甚笃的周洋也深陷一系列风波而状态低迷。业内人士认为，“濛洋话题”的背后既有运动员个人性格修养使然，也折射出我国体育道德建设的新课题亟待完善。

我国竞技体育实行的是举国体制。多年来依靠这一体制，我国培养了大批竞技体育人才，在国际赛场上取得辉煌成绩，极大激发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伴随着这一传统体制而来的矛盾也日益凸显——“金牌指挥棒”令运动员竞技水平与文化修养呈现出失衡态势。王濛、周洋这两位昔日正面典型如今备受争议，正是失衡态势的冰山一角。

在日本和美国等体育和教育发达的国家，专业运动员是依照“小学—中学—大学”一条龙的教育体制培养的。而中国的体校式培养模式，让青少年自小就放弃文化课学习专攻体育，唯成绩至上，唯金牌独尊，加之中国８０后、９０后的自我标榜特质，导致相当一部分运动员无法完成“内外兼修”，极端者甚至出现醉酒滋事、打架斗殴、涉赌涉黑等，这些不仅在冬季体育范畴，在足球、篮球等一些大项目领域也时有发生。

中国德育文化有两千多年的传承历史，８１章的《道德经》有４４章在论述“德”，诸如“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等。体育作为教育的分支，既在夺标也在育人，体教合一的人才培养体系如果脱离了道德建设则会沦为空谈。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也曾强调：“离开了教育，奥林匹克主义就不可能达到其崇高的目标。”

在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型的背景下，２０１１年第七届城运会以“取消金牌榜”的方式对我国青少年体育人才的培养机制进行了有效的探索，但仅从物质角度入手还是不够的，触及心灵的完善才是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课题。

业内人士指出，“濛洋话题”不过是浮出较为明显的焦点，在其之下还有一系列暗流涌动的矛盾和流弊，这些也深刻提醒中国体育界：人格培养比竞赛成绩更重要。文化水平与体育水平的同步提高，应该是我国未来体育发展的方向。中国需要能在竞技场上争金夺银的优秀运动员，同样需要人格健全的高素质优秀人才。个人的修养更能决定一个运动员甚至一个冠军能“飞”多高、多远。

如同利物浦传奇人物香克利对足球的论述：“足球无关生死，足球高于生死。”古今中外的先贤哲人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先做人，再做事。

来源：新华网 编辑：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