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中国日报》4月16日报道：42岁的王志永站起身，一把就把一式两份的“结婚证”撕碎了。王志永的同性伴侣着急地上前争抢，不过最终这份象征爱情的“证书”还是变成了碎片，只留下了那张两人难得一见的合照。

此前两个月，作为北京某公司技术工人的王志永与比他的年少许多的同志情侣一起到北京同志文化中心领取了这份“结婚证”。两人相对稳定的同志伴侣关系由此确定。

领证后两人举行了一场小规模的婚宴，请来亲友数人。席间，王志永向来宾宣布他们的“婚姻”关系。

“其实我知道那个证儿没有法律效应的。不过挺好玩的，新鲜。我们的结婚证是第二号，”带着京腔的王志永随意而又略显得意地对记者说道。

领证后的王志永不时拿出结婚证向好奇的亲友们展示。不过当朋友起哄道“结婚”后“分财产”的事情时，考虑到同性恋情侣关系的不稳定性（王认为异性恋的关系状况也如此），王志永的态度有所转变，甚至有些担忧。

“领证的时候想过，这算是个互相的约束吧。不过他跟着起哄的时候，又怕哪天真用（结婚证）来要挟我，好像那个借条借据什么的一样。就想撕了得了。”

在中国，目前同性恋婚姻是不被法律认可的。不过中国的同志（男同性恋）和拉拉（女同性恋）创造出了各种各样丰富的形式来满足他们对同性婚姻的渴求。北京同志文化活动中心的陆克（化名），同时也是《点》杂志的编辑，介绍说：“我们一共发了三张这样的结婚证。在像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昆明这样的城市里，同性恋伴侣之间举办各种形式的婚礼已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了。”

北京同语小组的负责人闲（化名）把它们叫做“社区婚礼”。

上海的专业婚礼策划人星星（化名）在策划庆祝自己的婚礼时另有一套。他的新郎是另一位刚结束一段异性婚礼的同志。

“他在与那个女人的婚姻中承受了太多太多。可以说是我将他从痛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的。”

星星当然很明白婚礼对中国人的仪式性意义。因此，当他一贯低调的伴侣提出他俩可以办个婚礼时，星星颇受触动，并且决定将婚礼办成一场在视觉上和味觉上都有震撼力的双重盛宴。

今年一月，星星在蜃中楼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社区婚礼”。其间还有同志时装秀、传统戏曲表演等活动。在上海的同志圈子里小有名气的星星当晚穿上了旗袍，热情投入地为来宾表演。当晚的宾客超过80名，其中有星星的朋友、同事、同学甚至老师，却没有他父母的身影。

“要知道，我不是异装癖或娘们，我在生活中很爷们的。因为我是专业人士嘛，所以就很专业的表演。”

“我不介意这么亮相，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吧，越多越好。”

“对我来说这个婚礼向世人宣告我们成为正式的一对了。当然最好还是有一个被法律认可的程序。和其他好多同志一样，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苦痛。也许有个合法的同性婚姻关系就好了，可能会成为同志伴侣关系的转机——至少有的同志不用再走上被逼婚的道路了。”

王志永的父母和星星的父母对儿子“婚礼”的不同态度也相映成趣。虽然关于性取向，星星对身边的人都很坦率，但是对他的父母，相关话题他却是缄口不谈的。星星的父母也避不谈论。令人惊讶的是，王志永年逾古稀的老父老母对儿子的同性关系，却表现很是关心——他们会跟“亲家”见面，会参加儿子的婚礼，甚至还提出找朋友的标准——“长得好看的，工作最好稳定的。”

此外，据闲介绍，拉拉们也会在网络上视频直播自己的婚礼，有的还在酒吧里宴请宾客，用中国传统的婚礼形式结婚。

“他们主要是希望拥有感情的见证人，并且得到祝福。”

到国外去登记结婚是另一种可能的选择。“问题是，如果要离婚，还得回到原来登记的那个国家去办理，”闲说：“我认识的人中还真出现过这种情况。”

也有的同性伴侣并不采用这些方法来稳固他们的感情，而是更实际地考虑财产等问题。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刘巍律师从2004年起就为有这种需求的同性同居恋人提供法律援助。她提议共同购置房产，并在房产证上写上两人的名字，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合法的手段。

“现在，一个比较有趣的趋势是，我身边的有些成对儿的拉拉朋友开始认真地考虑或者执行生孩子的计划——当然这在有些认可同性婚姻的国家已经比较普遍了，在大陆还比较新鲜。”（中国日报记者 梅佳 编辑 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