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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储备体现中国的国际政治威信
2009-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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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英文《中国日报》611日评论版头条:美国财长来访,中国外汇储备的“运用”问题再次成为各方热论的焦点。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出动财政,放松金融,大搞财金组合型扩张政策,美元信用下滑,美国国债价值风险上升,各国开始寻找卸载美元,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结构的新路径。

诚然,针对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结构是合理的。但在此应引起注意的是,外汇储备资产结构的调整,并不等于外汇储备的“运用”,甚至滥用,不宜忽略外汇储备体现着“国家信用”的根本属性,更不宜混淆“外汇储备”与“民间储蓄”的本质不同。因此,如何维护合理的外汇储备资产结构,就不能简单套用民间投资的一般逻辑,而必须从国际政治与外交的战略高度,维护和充实国家的“国际政治威信”和“国家信用”。

首先,外汇储备是一国对外支付能力的象征。通常,一国对外支付能力主要体现于一国总进口货款的信用保证能力,其直接表现就是外汇储备的充实程度。从传统理论上讲,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存量至少应满足三个月的进口总额,而发展中国家则需要满足六个月的进口总额。而随着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发展,国际炒家势力膨胀,金融交易规模扩大,国家对外支付能力又必须体现包括债权债务的总体清算能力。由此,传统的外汇储备存量底线也不断被修正,以至于各国不得不依据国内外环境、形势的变化,增加外汇储备。特别是进入21世纪,石油等国际战略资源价格波动,呈现总体上浮趋势,外汇储备的充实度上升为一国是否有能力维护战略资源安全的指标。

其次,外汇储备体现“国家信用”。东亚金融危机后,为避免重蹈金融危机覆辙,东亚各国格外注重外汇储备的蓄积,意图性地增加外汇储备,强化国家对外支付能力、债务清偿能力,以及抵御国际炒家狙击本国货币和金融体系的能力。正是这种国家能力的蓄积,为东亚各国贸易、投资稳定扩张,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国家信用”基础。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能否确保外来投资稳定流入,不仅仅在于“市场利润”和“劳动红利”,“国家信用”以及由此衍生的“国家风险”的自我控制能力,是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其核心直接体现为外汇储备的充实度和稳定度。

最后,外汇储备体现一国的“国际政治威信”。2001年中国入世,展开包括欧美日的全球市场,投资涌入,贸易发展,外汇储备快速增加,2005年首次超过日本,占据全球第一的战略位置,由此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国际政治威信”。纵观21世纪的新十年,国际社会的大事小情,都无法忽视中国的存在;2008年北京给世界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奥运精彩;而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震灾,以及全球金融海啸,都未能撼动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地位,以至于美国不得不放下世界头号霸主的架子,与中国搞战略合作,甚至欲结成G2体制等等,其背后无不折射着中国的“国际政治威信”。而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地位,堪称这种政治威信的财富基础。

由此,对于改革开放30年,步入世界体系30年的中国而言,蓄积了接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既是空前壮举,值得骄傲,更需谨言慎行,倍加珍视。维护合理的外汇储备资产构成,确保外汇储备资产稳定,则成为确保中国对外支付能力、国家信用和国际政治威信的战略课题。

因此,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选择,就不是简单的“资产运用”问题,更不应该是“投资”的问题。其原则应是“确保安全”、“确保稳定”和“确保国际政治威信”。由此,任何高风险投资、商品性资产采购,乃至“挥霍性对外转移”,都不符合中国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的根本的战略利益。而从技术层面上看,具体选择什么资产作为外汇储备资产,则宜着眼国际政治、外交大局,综合评定资产的安全性、稳定性以及国际流动性,而不是追求高风险、高利得的“收益性”。(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刘军红   编辑   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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