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中国日报》6月12日国际言论版：5月3日，东盟和中日韩（10+3）财长在印尼巴厘岛开会，决定将由中国和日本各出资384亿美元，韩国出资192亿美元，东盟10国出资240亿美元，建立总额为1200亿美元的东亚外汇储备库。其目的是，以借贷方式向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成员国提供资金帮助。这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目的，维持汇率稳定，以资金供给会员国，调节会员国国际收支的暂时性不平衡是相类似的。很多人都认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东亚货币基金的构想。
但是，这是一个以中日韩为主导的没有欧美加入的出资结构。它不仅第一次体现了东亚的资金实力，东亚在尝试依靠自己的实力实现一体化的可能性，而且为东亚经济在未来的合作中，探索自己的道路，提供了一个平台。
东亚外汇储备库的机制借鉴了IMF的设计思路，但是与IMF的“出资越多，可获取的资金越多”的照顾富国的规则不同，中日两国同意从储备库所提取的外汇数量不超过其出资规模的一半；韩国同意只提取等额外汇；而东盟各国可动用的外汇上限可达到其出资规模的2.5到5倍。这一机制有意设计成让资金实力小的东盟国家多受益，提高弱小国家，后进国家在未来抵抗汇率风险的能力，支持东盟经济的持续发展。
东盟国家都清楚地记得1997年西方的国际金融炒家在东亚的外汇市场上兴风作浪，导致多个东盟国家的汇率急剧下降，外资撤走，坏账上升，经济衰退，融资困难。当这些国家不得不向IMF提出总额为1000多亿美元的援助贷款时，IMF不仅处处优先维护西方银行和西方企业的利益，而且作为交换，提供的贷款附带着各种苛刻条件，如政府必须削减支出，提升利率，出售国有企业，和接受其他的约束性管制，使东盟国家蒙受屈辱，并进一步损害东盟经济。
在1997年9月，当时的日本大藏省大臣在世界银行和IMF年会上曾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设想，倡议组成一个由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参加的组织，筹集1000亿美元的资金，为遭受货币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AMF构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亚洲国家对IMF在亚洲金融危机处理方式上的强烈不满。但由于当时东亚国家的资金实力不够强，AMF的资金筹集设想中的很大一部分要从国际资本市场借入，构想提出后很快因遭到美国政府和IMF的反对而搁浅。
10多年以后，风水轮流转。由於次贷危机的爆发严重破坏了美国的金融市場，为了尽快帮助解决流动性短缺，美联储与美国财政部在救市方面花费巨资，美欧企业纷纷抛售其海外资产，美元在中長期內貶值几成定局。但短期內受金融机构去杠杆化影响，美元反而在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相对于其他各国货币一度走強。造成很多西方中小国家和新兴国家的金融危机。
IMF面对四处起火，捉襟见肘，在关键时感到囊中羞涩，这时才体会到如果有个AMF，到可分担不少的压力。到四月份G20国际峰会上，各国同意再额外拨款，使IMF的规模增大到7500亿美元，可是比起外汇储备已高达近4万亿美元的东亚国家，IMF还是显得要寒酸得多。
但东亚国家也看到，由于没有一个具有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功能的机构，即使东亚的外汇储备已这样高，即使在2000年已成立的“清迈倡议”的货币互换规模已达到715亿美元，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起不到有效的保护作用。随着国外投资撤走，出口急剧下跌，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融资困难，韩国，越南等东亚国家的央行不得不在外汇市场上卖出美元，导致美元储备不断流失。到今年1月底，韩国的外汇储备已下跌23%，印尼的外汇储备从2008年7月时的600亿美元以上，下降到510亿美元。
由于机制的缺失，具有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总额的东亚国家，竟然让只是在外汇的短期平衡中出现数百亿美元的缺口的成员国，一度濒临危险的边缘。痛定思痛，2月22日，东盟和中日韩（10+3）特别财长会议在泰国普吉岛决定，将在2007年5月10+3财长东京会上提出的区域外汇储备基金的筹建规模从800亿美元扩大到1200亿美元。并在5月3日的巴厘岛会议上，达到了对具体出资方案的共识。可以说这一外汇储备库的方案是这场金融危机逼出来的。为了实现储备库的顺利建成，笔者认为在下一步的制定具体实施方案中，可能还有几个关键性问题需要东亚国家达到共识。
一是中，日，韩，东盟各方之间，需要实现良性的互动。10+3形成的历史过程显示，东盟在东亚合作过程中的具有不可替代的领导权地位（driving seat）。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中，只有东盟坐这一位置，其他各方才都会满意。东盟是东亚合作大系统的最关键的推动者和促成者。
这一东亚合作的大系统，和二次大战后所形成的世界的合作格局：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当时叫关税同盟），有相类似之处。10+3的各国首脑会议，关注与东亚的安全和区域的稳定；亚洲发展银行，关注于东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帮助后发展地区脱贫；东亚货币基金，关注于本区域的汇率稳定，金融安全；东亚自由贸易区组织，关注于促进形成东亚自由贸易区。
如果单一考虑，这些机构的每一个最高职务的人选和机构总部所在地的选择可能都会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但如果考虑综合平衡，加上平等参与，轮流执政，就有可能实现良性互动，找到大家都可能接受的共识。中日两国可能可以作为亚洲开发银行，和东亚货币基金的最大出资方，分别加轮流出任这两个机构的最高管理职务。
二是储备库应具有主动性，而不只是防御性。从现象上看，世界正在开始走出这场金融危机。东亚各国需要向储备库紧急贷款的迫切性在下降。但是，建好储备库，不仅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作好了准备，而且更使东亚有了一个在世界货币市场上的话语平台。东亚各国的几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大多投资于美国国债，东亚需要一个平台来保护自己的债权国利益，需要探讨是否要建立共同的货币浮动汇率变化制度，来应对可能出现的美元急剧贬值，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尽快建立。
三是储备库应尝试走一条和国际货币基金既有相同点，有合作，又有区别，有独立性的道路。IMF已运行了几十年，在基金结构，份额分配，贷款方法，风险防范，决策机制，监测手段等方面，都对储备库的建立，有指导和参考意义。储备库成立后，将和IMF在预警，防范，救助等各个方面合作，共同稳定东亚和世界的金融体系。
但是，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已经表现出IMF的现有机制是有缺陷的。一是在关键时刻，不能完全依靠IMF，依靠美欧，需要有更加自主，更加便捷的区域自救机制。二是美元本位制之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对美元过分依赖，东亚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三是现有的IMF决策机制中，没有新兴国家应有的地位。而在现有既得利益的反对下，IMF的体制改革不是一件短期内就能实现的事。
在清迈倡议的双边互换协议中规定，80%的资金是与IMF的条件性贷款相配套的。这造成贷款的困难，这一经验告诉东亚国家，在新建的储备库中的贷款条件必须放宽，但同时又必须达到一定的风险防范标准。这是未来储备库管理中面临的，又必须克服的一项难题。(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合作项目协调人 杨沐 编辑 张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