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英文《中国日报》8月6日言论版专栏文章：面对舆论，中国在防控大型传染病时经常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国此次防止甲型H1N1型流感即遇到这种尴尬。巨大的人口基数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在现代传播技术的放大下，都成为评价中国政府行动效能的参考因素。中国政府从接到第一个病例报告开始，便时刻警惕，监控和防疫机构从未出现过任何松懈。

2003年，中国成为“非典”重灾区，不仅死亡病例居高不下，而且政府因为没有在发病初期及时公开疫情广受指责。尽管中国政府在初期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遭遇到严峻的信任危机，但并不能抹杀随后一系列行动所取得的显著成效。一座装备先进的专门收治“非典”病人的高水平医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建立起来，全社会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在极短的时间内高效动员调拨，为控制疫情稳定民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被广为诟病的“中央集权式”政府，要在如此短时间内高效调动全国资源，群策群力，夺取抗病救灾的最后胜利是非常困难的。正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调配和指挥下，及时迅速全面地传播健康知识，公开疫情信息，即使在“非典”疫情肆虐高潮时期，中国社会依然保持稳定，人民群众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没有遭到破坏。不仅如此，邻里之间相互救助，扶贫济危；医务人员将生死置之度外，救死扶伤；社会公众遵纪守法，自觉维持社会稳定。“非典”不仅让中国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成熟起来，也让中国人深刻体会到，大灾之前，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共克时艰。

这次甲型H1N1流感从发迹到流行全球只用了短短几十天时间，流行面积和流行速度远远超过“非典”。世界卫生组织一再提高流行病警报水平，至今全球74个国家超过10万人感染这一流感病毒。情势危急至此，尚有一批人认为：“防控流感纯属浪费资源。病毒正在减弱，大可不必像这样如临大敌，兴师动众。”他们得出这种结论依据何在？仅仅因为此次流感发源于西方而非中国吗？对于世卫组织发布的流感病毒存在变种可能的警告，他们视而不见。更不用说，在全球范围内，对抗这些病毒的流感疫苗还处于试验阶段，尚未用于临床治疗。即使疫苗试验成功，首先受益的依然是那些发达国家的病人，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这些不顾实际情况的言论在发展中大国面临危机情况时屡见不鲜。印度在受到恐怖主义袭击时，就有人跳出来大放厥词，“一个获得独立不久，因为宗教暴乱而陷入内部分裂的国家能有什么让人值得期待的呢”。他们不顾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民族宗教共处史实，发表言论说：“印度教信徒和穆斯林从来不会和睦相处。”尽管印度依然无法摆脱诸如11月26日孟买爆炸案之类的恐怖事件的困扰，但没有人会否认这只是别有用心的少数分子所为，根本无法撼动印度不同教派群众和睦相处的大局。这些总是在危机时刻不顾实情，对政府指手划脚的人往往没有兴趣潜心研究冲突事件背后的真相。

但911事件改变了这个世界。美国执法部门加紧了反恐措施，美国有线新闻网也适时推出新栏目《走进中东》（Inside the Middle East）。平日在机场书店热衷于购买罗伯特·德勒拉姆畅销小说的那些读者现在最喜欢读凯伦·阿姆斯特朗的《伊斯兰：一段简短的历史》（Islam: A Short History）。911事件发生后，机场漫长繁琐的安检程序并没有影响旅客们的心情。从美国国内一座城市飞往另一座城市或许只需要三四个小时，但安全检查就需要至少半个小时：摘掉手表，脱了鞋，解下腰包，拿出照相机，有时依然无法避免因为珠宝首饰而引起金属探测器发出刺耳的报警器声。但有人因此抱怨吗？没有！因为这是为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的安全，这样做理所应当，无可厚非。

中国此次防治甲型H1N1流感的措施也十分得当。我生活在中国，觉得很安心。无论是送孩子上学，还是去商场购物，都觉很有安全感。即使去人多的地方也不会担心被传染上流感病毒。中国已经吸取了“非典”的教训，也总结了经验，这次做得很好。在广泛普及防病知识，公布疫情的同时，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老百姓安居乐业，心态平和。但即使在美国，有时百密也难防一疏，下面就是我的亲身经历。我去年夏天去美国和欧洲旅行。我曾经经历过诸如纽约和法兰克福机场那样世界上最严格的安检，那次出行也像往常一样按部就班。我随身带了一个大手提包，里面装了四本硬皮护照、票据、书本等，再无其他。一个月后，我顺利回到北京，收拾包的时候才惊讶地发现，皮包深处褶皱间还藏着一个小皮夹，里面装着我的指甲钳和剪指刀等金属工具。这套“装备”神奇地通过了我经历的数次安检，竟然没被发现。（中国日报评论员 Usha Shankar  编辑  裴培  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