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英文《中国日报》8月14日国际言论：我们从小就认为世界总处于平衡状态。有邪恶，就有正义。有资产，就有债务。生命似乎可以归纳为一个简单的钟形曲线。但其实不然，世界上存在很多不平等或不平衡状态。我们都喜欢购买，但除非情势所迫，否则我们很少卖出。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与此相似。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说：“常识往往并不寻常。”他的话也更加坚定了我对金融世界的认识。

买进（只买不卖）与卖空（出售或者借出你尚未拥有的东西）的风险不同。这种风险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金融市场的危险属性。如果在你大量买进后，商品价格大跌，甚至到了一文不值的程度，你损失的无非是你用来购买这些商品的所有资产。但是，如果你借出或者出售那些还不属于你的商品，商品价格暴跌后，你不仅倾家荡产，而且可能欠下远远超出你想象的巨额债务。

美国国际集团（AIG）因为没有真正理解金融市场危险的由来，才最终破产。如果你给汽车或人身投保，那么“大数法则”适用于你。只要你的保费能够抵付预计的损失，那么你仍可能获利。但如果你给银行（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杠杆组织机构）或借款方投保，那么损失可能被嵌入式衍生工具放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此前，美国国际集团的衍生交易子公司在伦敦市场就输在这一招上。就有人真的试图为亏损近3万亿美元的全球银行业投保。因为其本身的杠杆作用属性，银行损失惨重。银行持有的资产价格越低，投保人破产就越严重。因此，美国国际集团需要超过1800亿美元才能摆脱困境，而非最初预计的100亿美元。

我们就此可以回到上周的话题，即一国货币怎样才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当一国货币仅在该国境内流通时，借贷行为仅仅发生在该国公民之间，并不会进入国际市场。如果有人没能如约偿还债务，该国法律会保护借贷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即使在商业领域内，公司因为资不抵债而破产，国家也可以通过将债务国有化或者向公民征税的方式间接抵偿债务，对破产进行干预，调节并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亚洲人并没有忘记19世纪西方列强通过炮舰和军事侵略强加给亚洲国家的外债。一国外债太多显然不是好事，因为该国中央银行不能直接印制外国货币。

那么，国家为什么希望本国货币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呢？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铸币税的缘故。任何合法的货币发行方实质上都是在以无息方式向流通领域借款。世界上所有中央银行都通过发行货币赚取铸币税。从某种意义上讲，铸币税是公民为保证其持有货币的价值付给中央银行的保险金。因此，有资格发行全球储备货币的国家就会享受到世界范围内其货币持有者提交的铸币税。这是一笔相当庞大的收入，美国就是当下全球储备货币铸币税的获益国。

但是，当某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时，该国从贸易和商业服务领域内获得的实际利益要比铸币税高得多。大英帝国时期，伦敦是世界金融、商品贸易、国际借贷及相关的合法商业服务中心，英镑也当之无愧地成为通行世界的国际储备货币。这种垄断性的中心地位和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身份给英国带来巨额经济利益和商业价值。尽管后来英镑的地位被美元取代，但伦敦依然是欧洲大陆外欧元货币市场的中心。在国际金融及商业领域内，伦敦也是纽约的重要补充。因为两地在语言、立法和商业活动惯例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这两座城市集中了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顶级股票经纪人和资金经理，

国际金融中心到底应当具备那些条件呢？在香港工作多年后，我真切地体会到一座城市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对财产权的严密保护、低廉的交易成本和高度的信息透明。第一个条件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性毋庸赘言。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由于通行的习惯法基础和公平的司法行政体系，伦敦和纽约对财产权的保护措施是世界上最成熟的。但保护财产权绝不仅仅需要法律和执法，同样需要稳定的政治局面。此外，国有化措施、掠夺性税收及军方势力的强大都不适于保护财产权。简言之，战乱地区或者南美洲“香蕉共和国”都很难出现成功的国际金融中心。

第二，低廉的交易成本是非常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必定要有便利的经商环境，其中，较低的管理成本和优良的通信基础设施必不可少。那些最好的国际金融中心往往具备最棒的通讯及交通系统和生活条件。交易成本与地理环境也有直接关系。纽约和伦敦能够分别成为统领美洲和欧非两洲的国际金融中心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世界政治经济历史的发展密不可分。我在以后的文章中会详细论述亚洲为什么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金融中心的问题。

第三，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具备高度的信息透明度，因为只有信息传播顺畅，市场才能生存发展。如果信息不准确，不及时，或者干脆无法得到相关信息，那么投资者就不能保护其资金安全，更难以做出正确决策。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将着重探讨日本没能使日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原因。（作者为清华大学及马来亚大学兼职教授，香港证券及期货监察委员会前任主席  沈联涛   编辑   裴培   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