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0月21日评论版头条：G20匹兹堡峰会的一个标志性意义，或许就在于它开启了全球经济秩序调整的序幕，敦促世界各国深刻反思金融危机的教训，共同联手来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平衡增长。世界经济平衡增长，不是单个国家的义务，而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不能由单一国家主导，而应由世界各国共同协调。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从不逃避属于自己的义务，也决不放弃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不论从未来全球经济发展来看，还是从中国自身经济安全来看，加快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已经成为中国迫在眉睫的任务。

尽管中国对美国人提出的“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议题存有很大的戒心，但显然这个不能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反映了危机后全球经济调整的一种潮流。

从现实看，中国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是G20匹兹堡峰会的一个主要议题，尽管各国都纷纷主张贸易自由，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但从历史经验来看，在没有强有力制约情况下，欧美大国会随时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背信弃义，高举贸易保护大旗，以保护本国产业，拉动就业增长。中国在遭遇轮胎特保案后，针对中国的钢铁案、纺织案等等都可能接踵而至，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出口国，中国感到越来越感到保护主义的巨大压力，贸易条件的恶化显然已经超出中国政府推进国内经济转型的速度。

中国对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提法比较忌讳，甚至有些官方智囊否认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危机的根源，其实大可不必。

美国人的确在拿此作为敲打中国的大棒，但只要你仔细看看美国人整个经济调整的过程，美国经济却是明确朝着需求收缩方向在进行，信贷规模是萎缩的，M3是萎缩的，进口和经常项目赤字大幅下降了近一半（比之2008年），美国家庭的储蓄率持续上升至接近两位数的水平。尽管联储量化宽松，但量化宽松并不意味着信用扩张，伯南克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使得这一经济调整的过程更加平缓，而绝不是要改变经济调整的方向。

奥巴马说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再回到之前那个时代：中国、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只是卖东西给我们，致使我们在产生大量信用卡债务或房屋权益贷款的同时，却没有出口任何东西给他们”。早在年初奥巴马就提出的要给跨国公司在海外业务的盈利加税，美国的确在明确向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方向前进。

中国最好不要为最近欧美经济指标好转的迹象所迷惑，而放缓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美欧最近“补库存”所引发增长效应注定是短暂的，周期完结后，要看私人需求能否迅速的跟上。我想，基本面的长期不利因素（破碎的资产负债表的修补和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的加剧）会逐步显现而抵消掉刺激政策的短期效果。

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从过去全球贸易壮观增长的好梦中惊醒，来面对现实。2001年～2007年内，中国GDP中出口份额从20%跃至36%，几乎涨了一倍，同期全球GDP中出口份额也从24%升至31%。换句话说，中国对时机的把握近乎完美。它将赌注加码到出口依赖型经济上，在经济繁荣期内，中国从贸易失衡中获益良多。但那样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

面对生产过剩的危机，中国的选择恰恰与美国相反，通过政府从公共部门注入强大的流动性，加杠杆使得短期需求急升而平衡掉突然出现的巨大的产出缺口。经济虽率先出现了一个危机后的繁荣，却把一个更加失衡的结构留给了未来，投资率上升至50％以上之后，意味着中国更大的外部需求才能平衡，而世界的消费国却义无反顾地向着产能回归和去全球化的方向在前行。

谁越是拒绝调整，谁将承接未来更大的风险。

我相信中国政府的睿智，中国应该直面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而不是回避。温总理说下一阶段中国将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以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最近的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发出的最强烈的调整经济结构政策信号，包括抑制过剩产能、推进低碳经济模式和中小企业发展。

环顾全球，除了美国以外，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大国的经济像中国一样具有纵深，地区差异使得中国存在着广阔的产业梯次转移和升级的空间；中国的政府、企业、居民以及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都是相对健康的（只要我们不瞎折腾）；中国的城市化率仅有43%，中国的人口集聚还远远没有完成 （未来15年约3～5亿人要进城）；中国的家庭财富还不到GDP的两倍（美国是五倍），中国的资本集聚还有一个很长过程。

只要我们适时地抓住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机遇，加快对国内政治经济体系进行锐意改革：加快居民、政府、企业以及居民与居民之间的财富分配上的调整，挖掘国内需求；减少垄断、放松行政管制，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我们就一定能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的制度红利，最大限度减轻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痛苦。

一句话，危机给中美两国的机会或许是均等的，谁调整得越快，越主动，谁就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未来的发动机，成为世界财富的吸金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刘煜辉    编辑    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