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2月19日评论文章：我是少数尚未观看罗兰·艾默里奇新作、灾难大片《2012》的人之一。我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影片，这类片子里所呈现的那种“世界末日”场景，不仅是充斥着伪科学，而且还转移了大众的视线，让人忽视了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正在缓慢降临地球的灾难，那就是人为因素引起的气候变化问题。
几个星期以前，我教过的一位北二外学生给我另找了一个不看此片的理由。她在澳大利亚做毕业设计，在当地看完《2012》之后，她给我写了封电子邮件，说：“片中出现的中国人全都是军人模样的，比如解放军和藏民。”接着，她质问：“为什么外国导演就是看不到当今中国社会的进步呢？为什么他们老是喜欢拍一些负面的、有时甚至是捏造的东西呢？”
这番议论让我陷入思索，思考那些中国国外拍摄的大众影片中所描绘的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形象。在《2012》一片结尾，虽然一部分人因为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式的船而得救了，但是西方观众从大银幕上看到的，看来又是一幅对“古老中国”的讽刺画。
的确，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西方电影描绘中国时有个典型特征，那就是喜欢把中国人描绘成罪犯。举个例子，约瑟夫·冯·斯滕伯格1932年拍的那部广受好评的《上海快车》当中，片子里唯一的一位中国男子是一名军阀，而片中唯一的一位中国女性角色是一位妓女。这位妓女被该军阀强奸了，这名军阀还试图将整辆列车的乘客劫为人质。
不管怎么说，《上海快车》的确是一部名至实归的经典影片——有玛莲娜·迪特里茜出场的片子必然不会糟糕——不过，这样的评价放在20世纪30-60年代的《
傅满洲》系列影片上，恐怕就不合适了。“
傅满洲”这个角色是一位犯罪策划大师，犹如魔鬼一般酝酿着阴谋诡计要统治世界。他还以虐待白人俘虏、施以酷刑为乐，他所用的酷刑手段就连在中国都没有被用过。
该系列影片改编自英国著名低俗小说作家萨克斯·罗默的系列小说，他将“
傅满洲”这一虚构的人物形象称作“黄祸的化身”。罗默对中国人有着极度偏执的成见，曾将中国人描述为是“天然倾向于犯罪”的。极为讽刺而纠结的是，他得了亚洲型流感康复之后，于1959年去世了。
这种不公的陈词滥调也曾出现在007邦德系列的早期影片当中。邦德系列中的第一个反派角色——“诺博士”就是中国人，他的着装被西方人误认为是“毛式短上衣”，他为中国黑帮工作，进而成为幽灵式的间谍。尽管邦德系列第三部影片中的大反派“金手指”是个欧洲人，但他的爪牙们却主要都是华裔。
1966年获得奥斯卡奖提名的影片《圣保罗号炮艇》当中，在长江的炮艇上工作的苦力（影片故事背景设定为1930年代的中国）是从同情的角度进行刻画的。但是这部影片还是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将中国的社会环境错误描绘成“充满对西方人的敌视”。
在影片当中，正当营救被当地中国人绑架的西方传教士之时，炮艇还受到中国人的攻击。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袭击停靠在长江上的西方船只。除了短暂的义和团运动以外，西方人在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基本上都没有受到当地中国人的威胁。
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拍摄的两部受众最多的中国题材影片里，情况有了显著改善，它们分别是伯纳多·贝托鲁奇1987年拍摄的《末代皇帝》和李安2000年拍摄的《卧虎藏龙》。不过，前者描绘中国时，选取的故事背景或许是中国历史上国运最为衰落的时候。《卧虎藏龙》尽管将故事背景设定为清朝繁荣稳定的时期，但它却将这个国度描绘成无政府主义的、没有法治的地方。
据我所知，只有两部影片：美籍华人王正方执导的《北京故事》（A Great Wall）和根据罗恩·萨尔兹曼在华回忆录改编的《铁与丝》（Iron and Silk），向西方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近些年变化的窗户。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越来越现代化，越来越老练世故。西方的电影人却无视这一巨变，仍然在贯彻那老一套的想法：古老的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其子民难以捉摸和预测。尽管这种脱离中国国情的想法长期存在着，但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令人着迷和兴奋的国家，很早以前就已经告别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那种神秘状态。
而且，中国的人民也并非难以了解的。没错，中国人与那些外国媒体夸张报道当中所说的“西化”正好相反，他们在习俗和行为举止方面与西方人仍然有显著不同——比如说，西方倡导的个人主义在这里尚未扎根。不过，考虑到这个古老国度与众不同的社会经济大背景，这里的当地人还是非常容易理解和沟通的，他们并非那么陌生和难以理解。
亨利·基辛格当年最初访问中国的时候，有一次在发表晚宴演讲时，长篇累牍地谈及这个“难以理解”和“谜一样的”的古老中国。周恩来总理很愤怒，打断了他，并称：你一旦要是了解了中国，你就知道它一点也不神秘、难以理解。西方的电影人在拍摄涉华影片时，心里需要清楚这个事实。（中国日报特约评论员 威廉·丹尼尔·加斯特 编译 张陨璧 编辑 潘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