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月19日评论版文章:年轻的尼日利亚恐怖分子嫌犯穆塔拉布面带微笑,“坦诚”给美国的圣诞节带来了惊恐与不安。让人欣慰的是,此次美国只是有惊无险。虽然如此,美国人的紧张还是表露无疑,国内航空安检再次升级,甚至似乎要走向“裸检”的地步了。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人遭受如此惊险,虽说已是家常便饭,但美国的反恐战争无疑走入一个较为尴尬的境地:怎么就越反越恐呢?难道真的要把全球基地组织成员“赶尽杀绝”,美国人才能安心入睡?我们如何认识国际恐怖主义这一既古老又年轻的“毒瘤”?
越反越恐的尴尬
就恐怖主义的危害来说,使用“以暴制暴”的方式,应该没有太多异议。因为恐怖主义对于暴力的无限追求,对于威慑效应的贪婪,为的是制造政治上和心理上的恐惧。诚然,对于如此惨绝人寰的暴行,坚决严厉打击是应有之道。但问题在于,仅仅以暴力对付暴力,用外科手术式的定点清除、甚至是肉体消灭的方式来反恐,恐怕只能是治标而不治本。就如,美国自开辟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战场以来,投入的人力、财力无数,甚至不惜以此为标准,“逼迫”国际社会表态支持美国。但现实是,伊拉克的萨达姆早已“仙逝”,阿富汗的政权更迭多次,基地恐怖组织早已备受打击,只是成为美国大兵捉不住的影子。
为了扩大反恐战果,美国不光携盟友增兵阿富汗,甚至是打起了“代理人”战争。圣诞节的炸机未遂事件,就是源于美国支持也门政府打击基地恐怖组织,从而招致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部的报复。美国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向巴国的塔利班军事力量鏖战数月,虽然军事上战果累累,但由于复杂的巴国政治形势,近期巴基斯坦国内的恐怖暴力活动也是有增无减。如此,美国一面紧闭国门,严防死守,同时主动出击,在阿拉伯地区直接军事行动。美国纵然早已将恐怖活动列为国家安全战略重点防范对象,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美国反恐效果仍是泛善可陈。那么,是否面对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严厉打击的以暴制暴结果只能事与愿违呢?
坚决打击的决心是必须的,但仅此是远远不够的。要知道,恐怖极端心理以及恐怖分子的产生必须具有特定的背景和条件。如果不理解这些环境因素,那么恐怖治理只能停留于疲惫应对,而不能从根本上得以改善。
他们为何如此极端?
现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出现,应该说与全球化的大背景紧密相关。当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确实过于危言耸听和悲观。国际恐怖主义与传统国家战争的不同特点在于,他们往往不是在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战,也不是为了个人的温饱而战,更多地,这些恐怖分子如此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宗教信仰,为的是一种对西方世界的仇恨。尤其吊诡的是,多数基地组织的精英分子,不是什么底层吃不饱饭的劳动人民,也不是什么弱势群体。他们往往在西方接受教育,浸淫于西方文化之中,出身于豪门名户。本·拉登曾经经商筹钱,但用来培训恐怖分子,而不是成就世俗名流大亨。美国圣诞炸机嫌犯穆塔拉布的父亲曾为尼日利亚经济部长,刚刚卸任第一银行董事长。而穆塔拉布在伦敦读书期间,住的是伦敦价值400万美元的公寓。
这些恐怖精英分子,享受的是当地现代化的胜利果实,实实在在是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但在普通民众那里,我们又可以找到诸如宗教文化威胁感的反弹,如穆斯林对于美国的文化和宗教干涉的厌恶;还有西方化的失落感,即在全球化进程中,非西方的不少地区,享受的不是切切实实的利益均沾,而是一种被遗弃、被抛弃的感觉。再加之,美国的军事大棒到处挥舞,一会儿支持反对派,一会儿又将另一亲信势力扶植上台。这造就了交织着各种负面情绪的弱势群体,成为恐怖势力滋生的社会土壤。
或许,我们难以从恐怖分子身上寻求一种独特的人格。正如穆塔拉布在伦敦的同学惊讶地说到:“我真的非常吃惊,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干这种事”。但是,任何加入恐怖组织的人,必然受到过一定的挫折,这种挫折来源于个人在异质文化中所遭受的歧视和偏见,进一步又会产生对政治权力的失望感。在现实途径不通的情况下,人才会求助于宗教信仰的力量,同时付诸于极端的手段。此外,国际层面的恐怖主义活动,不能排除从众的可能,因为很多恐怖分子连所仇恨的对象那都没去过,其深仇大恨却可以漂洋过海。
前方啊,没有方向?
面对恐怖危局,放弃严厉打击政策,这似乎难以向受害者交代,也不合常理。但重磅出击,以现代化军事技术进行肉体歼灭战,收效不大,甚至事与愿违,反而加深了对方的仇恨,招致更多报复。要解开这种困境,似乎难有良药,至少须待以时日。在高科技的“赞助”下,现代国际恐怖暴力活动越来越具有非对称特性,从“9·11”事件以来,我们可以一览无余。
在理解为何要加入恐怖组织、解决这个动机问题之后,就能找到理解他们做出如此恐怖行为的关键。这也决定了奥巴马的“开罗宣言”只是一厢情愿。奥巴马站在金字塔上大声求和,重塑信任,但其理由仅为美国是个种族大熔缸,美国和阿拉伯人民同舟共济,等等这些理由,并没有揭示恐怖分子的仇恨理由和他们的所求。况且,在军事上仍然大动干戈之时,别人又如何相信你的友好姿态?所以,在阿拉伯地区奥巴马有着极高人气,但对于其个人所处的位置和所代表的西方世界,又是另一番滋味了。
经济问题很重要,但比之更为重要的是,宗教信仰和文化的冲突如何化解?西方的基督教普世和救世情结难以改变,所以各种改造计划纷至沓来。但世界“其他”地区是否需要被人管理、是否需要别人的干涉,这仍是值得商榷的问题。所以,在普世主义和实用主义双重政策的压力下,国际层面的族群和谐难以保障。宏观而论,相互的宽容、沟通和理解,恐怕是必须的,这也只能保证沟通渠道的畅通,能否产生积极情感仍是未知数。而且国际群体间的偏见本来就无法消除。再加之现实政治的利益渗透,使得互动更为复杂,甚至恶化。
一言以蔽之,消除恐怖极端心理,最根本的还是应从软性和长期性因素着手。短期的最为直接的军事打击手段,恐怕并非是长久之计。因为,即使消灭了肉体,仇恨的情绪能入土为安吗?基于此,反思反恐的手段,就是如何权衡武力和公共外交的平衡,就是如何思考化解对方的仇恨情绪、如何在接触和互动中增加双方的好感。一味地强调强硬手段,我们获得的可能是消极的安全。所以对于非传统安全的恐怖暴力问题,仅仅依靠传统军事手段是远远不够的。或许,面对手段的选择,总是存在那么一些悖论和困境,这也是和谐难以真正形成的根源。
英文原文请见: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0-01/19/content_9339812.htm。特别说明:因中英文写作风格不同,中文稿件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者 尹继武 编辑 裴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