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月21日评论文章：现在大家提到的“全球经济不平衡”，通常以中国和美国为典型代表：一个是储蓄过多，另一个是消费过多；一个是出口过多，另一个是进口过多。同时，大家还希望把这个关系变一变，看看能不能让中国多消费，美国多储蓄，而且主要是希望让汇率和货币起作用来校正这个不平衡。在我看来，这两个观点可能都存在着一些偏颇。

首先，这个“不平衡”确实是存在的，但是究竟有没有这么大的差额是个问题。换句话说，美国的储蓄率是不是那么低，是不是消费那么多，比率那么高？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斟酌。关键在于，现在对“储蓄”和“消费”的定义还非常传统，这两个现代经济学的最基本概念，从最初形成到现在大概已经过了100多年。其中要害的一点是用于人力资本开发的费用和支出，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当中都被列为“消费”，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归类很成问题。比方说教育、文化、研究、探险、考察、旅游等等，这些都是强化人力资本的活动，而人力资本正是现代经济，特别是像美国这类最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我们用来买机器建厂房，这是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不是靠硬件推动的了，是靠软件资本，靠知识财富，靠他们的创意、创新这些方面的投入来推动。可以注意到，美国GDP支出中恰恰在这方面的比重非常高。我仔细考察了全球500强的企业，发现美国公司的比重在最近两年中从30%以上降到28%左右，但是他们在技术、标准、品牌等等软件方面的领先地位始终没有改变。一些硬件公司，比如IBM，已经转变为服务商而不是机器制造商。在IT这个领域，生物工程领域，航空航天领域，以及其他的高科技领域乃至几乎所有的工业领域，甚至也包括农作物种子、化肥、农药等等领域，美国还是最先进最强大的。但这不是因为其固定资产投资多，而是因为其培训、研发、设计等费用多，在人力资本形成方面的支出多，这些不应该被归入消费。

当然，美国确实有消费过多的地方，哪些方面呢？一是能源。美国人口占全球5%，但是以石油为主的能源消耗却占了21%。看看他们的生活方式可以给出许多答案。比如说，很多美国居民喜欢住在偏远的郊区和农村，开车一个多小时才能上下班，消耗了大量的能源，排放了巨量的废气。二是医疗。美国人吃药、打针、住医院的消费太高了，占整个GDP的17%，非常难以想象。三是法律服务。美国打官司费用或者说律师创造收入占GDP的比例也明显高过其他国家，也是极不合理的。美国应当下决心调整这三个方面。在日用消费品方面也要考虑节约。例如，一个人每年要买许多双鞋显然是不必要的，即使只考虑要扔掉相同数量的垃圾，问题也大得不得了。

第二，中美之间的储蓄和消费不平衡具有相当大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由于中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我们是工业化时期，他们已经是后工业化时期；我们是物质生产占主导地位，他们是服务业占主导地位；我们高度依赖要素投入，他们高度依赖知识创新。所有人都对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赞叹不已，其实美国和欧洲尽管没那么多的金融净资产，但是他们各自的实物资产是中国的若干倍，生态财富是十多倍，知识和人力资本更是多得难以计数。说到底，所谓中美贸易和资本项目的失衡，是中国集中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美国集中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关系；是中国人从事粗放劳动，美国人从事精细作业的关系；是中国严重损耗资源和环境，美国不断改善生态的关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不得不保持高资本积累率并输出资本给美国，美国可以凭借自己在产业、技术和金融方面的优势来控制全球资源。中美之间经济确实是互相依赖，这种关系也是从来就不公平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最接近公平的所谓优势互补或国际分工的关系。这样分析下来，也无所谓失衡，可能正好平衡。最发达国家储蓄总量不足，一些次发达或不发达国家正好拥有剩余资金；贸易逆差由资本顺差来弥补，使美国既享受了廉价商品，又占用了低成本资金；美元汇率反复动荡，美国自己不担心，全世界替它着急。这一切奇怪现象并非始于今日，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归根结底，它们都源于美国依然是现实的和潜在的最强大经济体。

中国的储蓄率确实很高，但是我们把资本大都投入在硬件上。而且由于体制的问题、观念的问题，在固定资产投资过程中浪费比率还很高。我们在教育等人力资本开发方面的投入与美国没法同日而语。举个简单的数字，美国教育领域就业大概占全部就业的10%。公立学校7%以上，私立学校2%以上。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教育大国，但吸纳就业人口仅有2%。进一步看，可以发现凡是与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关的消费，美国都比我们高得多。所以，我们不要沾沾自喜，看到中国现在是钢铁产量第一、水泥第一、汽车第一，建筑工地占了全世界一半左右，就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了。我们的结构不合理非常严重，我们的创新、创意，以及教育、研究等领域都非常落后，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第三，人民币汇率市场化难以解决中美经济失衡问题。必须承认，我们的利率也好，汇率也好，货币也好，确实都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市场化的问题，要让市场供求和价格机制发挥作用，才能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但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以后，浮动了以后，是否就会解决中美贸易之间的失衡？我觉得非常难。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以及其他成本比美国要低得多，不是低一点，而是十几分之一。中国如果达到美国的生活水准，我觉得可以做到，但是这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进一步说，即使中国工资水平、其他费用水平、环保水平等等都上去了，中国不再是主要的贸易顺差提供国，不是主要的储蓄提供国了，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还有大量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会接替中国，就像中国过去接替了亚洲四小龙，接替了日本、韩国一样，还是解决不了美国制造业外移的问题。美国不可能再去生产那些纺织品、日用品，不可能再去生产那些钢铁、水泥、重化工产品，单纯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或二者兼具的产业已无法生存，美国只会越来越集中到知识、技术、管理有优势的行业。这种结构转变就是所谓产业升级，是所有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中国制造业比重过高，恰恰是我们相对落后的表现，正如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前期一样。再往前看，100多年前的法国、德国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他们开始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也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也都有大量的盈余。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中国近代贸易史上，曾经有过相当一段时期的“白银流入”。所以，所谓的储蓄与投资不平衡，所谓的贸易和资本不平衡，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可以理解之处。真正的问题是，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和它们的消费模式不可持续。更现实的威胁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落后，但消费上却象美国一样普及汽车、购建大面积住房，养成高耗能的生活习惯，这无疑是全世界的灾难。沿着这个方向去扩大内需，扩大消费，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会深受其害。

因此，就全球经济而言，确实存在着一个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现有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必须被代替。换句话说，如果全球经济失衡真的是一个问题，而且需要调整，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就是推动我们每一个国家经济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不断完善自己，节能减排，改善结构，提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在世界经济已经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所谓可持续发展绝不是哪一个国家或那几个国家自己可以做到的。各国都不能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更不能让所有的好事都集中在自己国家，高工资、高就业、低消耗、低污染等等，让所有不好的事都转移到其他国家，这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不现实的。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人民币国际化会使全球经济受益。把人民币推向国际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尤其是对中国和美国。这方面已经有一些进展，但总体局面尚未打开，国际贸易结算中使用人民币到现在为止仍然只有几亿元的规模。我们不能满足于简单地喊喊口号或者是做做样子，而是需要扎扎实实地从技术角度考虑每个流通和周转的细节。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外商和外国机构如何拿到人民币资金，除接受中国企业的贸易支付、投资收入之外，如果商业银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提供贷款，包括离岸的人民币贷款，相信不少企业都会感兴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必须要考虑到外国的企业和个人持有人民币的成本。拿到或持有人民币资金的外国企业和政府，如何投资生息，能不能回流到中国金融市场，能不能在海外形成一个市场。第三个问题是央行互换必须考虑到对方企业有没有信心借这个钱，花这个钱，使用人民币这个强势的货币将来要升值，要升多少？偿还的成本会不会很大？这也是非常现实的制约条件。汇率风险带来的持有成本问题，我们必须要面对。我认为，双方的中央银行和有关机构应该达成一个协议或共识，找到一个机制来共同承担这个风险。

英文原文请见：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0-01/21/content_9352417.htm 。特别说明：因中英文写作风格不同，中文稿件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本文是摘选自作者郭树清于2009年12月1日在北京出席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与美国高盛集团联合举办的“金融危机后的金融改革与直接融资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  编辑  潘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