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战争年代，他跟随刘邓大军转战南北，是众多救死扶伤的军医之一；和平时期，他为中国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医疗保障网络，并在短时间内基本消灭血吸虫、疟疾及鼠疫疫情，造福数亿生命。他就是前卫生部部长钱信忠，2009年12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钱信忠1911年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贫苦农民家庭。父母双亡的他13岁离家谋生，艰辛辗转，后考入了由德国人开办的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宝隆医院。30年代后开始在宝隆医院行医，悉心照料过上海中共地下党员陈赓、程子华。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钱毅然放弃上海大医院医生的优渥生活，踏上救国的革命道路。1932年，钱几经周折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战争岁月中，他因跟随刘邓大军救死扶伤，深得邓小平的赏识与信赖。钱信忠坎坷的成长经历和军医生涯培养了他练达坚韧的性格和强烈的使命感。
1951年，经过严格的选拔考试，钱信忠被派往莫斯科第一医学院攻读卫生保健组织专业研究生。1955年他尚在苏联留学，被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聂荣臻率团访苏时为他授衔。五年的学院生涯为其以后从事卫生部门领导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1957年，钱回国一年后便身兼数职，同时担任军委总后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钱兼任卫生部副部长后，主管防治疾病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旋即迎来艰巨挑战。当时正值烈性传染病鼠疫和副霍乱的流行，钱信忠临危受命带领工作组，深入疫区实地调查，现场指挥，动员农民参与疾病预防工作，并采取阻断传染源的多种预防策略。在我国农村缺医少药，卫生经费严重不足情况下，成功地控制了两个烈性传染病的流行。此外，钱信忠主管的防治疾病范畴还包括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防治。这些疾病绝大多数发生在贫苦落后的农村，严重地威胁着病区农民的健康和生命。钱信忠深入病区，听取专家的意见，找到了成功的防治措施，为以后的防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有些疾病在我国已得到有效控制或基本消灭，对此钱信忠功不可没。
钱信忠领导的防控血吸虫病工作也是其职业生涯的巨大贡献。解放前，中国南方广大地区曾饱受血吸虫病的危害，因其到处肆虐，而被称为“瘟神”。解放初期的调查显示，我国长江中下游各省有钉螺的地区面积达到148亿平方米，全国血吸虫患者约有一千多万，有一亿人受到了感染。为此，1955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杭州会议发出了“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钱信忠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形成的“加强领导，部门协作，大兴水利，改造环境，调整作物，管水管粪，改进治疗药物，抓重点抓典型”等原则，突破了传统疾病防治的医学模式。特别是他充分发挥中共中央血吸虫病领导小组以及此后的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小组的影响和协调作用，对当时迅速控制疾病流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外，他倡导疫区建立疫情监测制度，如实记录报告疫情，为预防工作积累了大量翔实的科学历史资料。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料，他主编了《中国血吸虫病地图集》，共五卷，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医学资料宝典。
1965年1日，钱信忠任卫生部部长。同年6月，毛泽东发布轰动全国的“六二六”讲话，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在钱的带动下，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城市医药卫生人员下乡巡回义诊，积极推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机构的建设，还广泛培养赤脚医生——半农半医，扎根农村的乡村卫生人员。上个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的经验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不久，全国爆发了以“打倒刘邓陶”为第一个战役的文化大革命。因为在战争时代跟随过邓小平出生入死，救死扶伤，钱信忠落入了人生和事业的一次低谷。1973年，钱恢复工作，主持五省防治疟疾的联防工作。
然而，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愈演愈烈。4月5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四人帮”一口咬定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而钱信忠又因为与邓小平的工作关系，再次遭受3个多月的批斗。他被关在一个灰暗的屋子里，从早到晚遭到围攻，强迫揭发邓小平的罪行。由于钱没有屈服，“四人帮”准备逮捕他。幸运的是，这一计划还未得逞，“四人帮”就被粉碎了。钱又重新出任卫生部副部长。
1979年，钱信忠第二次出任卫生部部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此时，通晓德文、俄文、日文和英文的钱信忠以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特的外交魅力，广交朋友，积极推动卫生领域全方位、多渠道的对外交流合作。在钱信忠众多的外国朋友中，有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丹麦人哈夫丹·马勒先生，原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先生，美国著名医学家、考古学家亚瑟·姆·赛克勒先生等国际知名人士。时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哈夫丹·马勒博士因为与钱信忠相同的关注——重视农村和农民的卫生保健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一生的挚友。马勒博士认为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乡村医生）是解决中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组织制度和卫生技术力量的两大核心。受到中国经验的启发，他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推荐中国农村卫生经验。提出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设想，以后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位为全球卫生策略。
而已故的日本原首相桥本龙太郎直到去世，一直与钱保持着诚挚友好的关系。桥本龙太郎在担任日本厚生省大臣的时候，结识了钱信忠。70年代的桥本还不到40岁，而钱已满头白发，年近古稀。桥本对钱信忠充满了敬意，他坦言“您比我父亲的年纪还要大，您可以做我的干爹。”钱曾帮助桥本圆满完成了有关“阿波丸”2009名死难者遗骨和遗物的交接工作。这一事件极大地提升了桥本在日本的影响力。出于感激之情，桥本一直关注对中国卫生事业的援助，先后成功地援建了中日友好医院，在钱创建的白求恩医科大学援建了中日联谊医院。在中国科学大学援建了沈阳中日医学教育中心。
1981年，钱信忠迈入古稀之年，他的职业生涯也步入晚期。但他却迎来了事业的又一个巅峰——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管理中国人口工作。他首次提出“人性化”的计划生育理念，主张普及人口意识和知识，免费发放计生药品，结扎妇女应获得康复假期等。八十年代是中国人口控制最为显著的十年，钱信忠开创了八十年代人口工作的基本格局。第二年，他出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时，与英迪拉·甘地一起被授予首届联合国人口奖获奖。这是对他在人口方面做出的开创性工作的最好褒奖。更加重要的是，这代表着中国人口工作就此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在钱信忠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中，他把坚持锻炼和刻苦学习看得同样重要。从早年的勤工俭学，他就养成晨练习惯，目的是为了以充沛的精力，完成学业和钻研知识。多年来，无论身在何方，他一直坚持每天5点起床锻炼，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学习和工作。他甚至在洗手间都摆放上图书。
钱信忠性格豁达，精力充沛。他爱好书法，喜欢体育锻炼，不沾烟酒。他认为吸烟有害健康，提倡戒烟和加强宣传戒烟力度。退休后，他仍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情况，以“防病治病”、“增强体质”作为自己工作的指导思想。此外，八十年代，他还在为防治艾滋病积极组织专家学者，动员国内外社会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的公益慈善活动，被称作“我国最早的防治艾滋病志愿者”。钱信忠结合工作经历，专心撰写了《人口新编》、《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与决策》两部著作，并主编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在病危期间，他嘱咐将自己病逝后的遗体捐献，为祖国医学科研作最后一次贡献。
在新中国的医疗体系和疾病预防工作中，钱信忠以毕生精力用科学、创新和使命感奠基了新中国的卫生事业。如果一个人能够如此义无反顾地将个人与公共使命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有理由说，他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文中写道：“钱信忠一直清清白白地做人，从来不在革命队伍中拉个人关系。”（卫生部原全国地方病防治办公室主任，曾任钱信忠秘书张景霖对此文有重要贡献 编辑 裴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