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2月3日发表评论：金融危机的冲击不过一年有余，有关“后危机时代”评论就铺天盖地而来。作为对经济现象感兴趣的人，我很好奇，这个“后危机时代”怎么来的如此之快？让我们回头看看当时对危机性质的认识和估计，究竟哪些对头，哪些不那么对头。这对理解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形势，可能是有益的。

对这场金融危机，比较普遍的倾向，是从早先的估计不足转向对危机估计的过于严重。开始的估计不足时显见的，无非是偌大一个美国，区区一些“次贷”应该算不上大问题，更不可能对美国以外的经济发生严重冲击。可是，随着事态的恶化，流行的轨迹就越来越严重， 甚至把这场金融危机看的比1929-1933年的大危机还严重，成为百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市场危机。现在来看，这种估计是过头了。

粗略比较，这场金融危机与30年代大危机，至少有两点不同。第一，1929-1933年危机的背景，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圈子内，发生了新兴国对老牌国后来居上的秩序变动，比如美国、德国相对于大英帝国的崛起。那终究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圈子。今天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印度、前苏东欧国家等一大批经济体，积极地卷入了全球化。这个圈子大得多，里面有两大经济板块，即发达国家与新开放的新兴工业化国家。

第二，1929-1933年大危机时，主要发达国家实行的是金本位制，也就是货币挂钩黄金。黄金本位的货币如有的经济学家讲过的那样，是比较“诚实”的货币，因为不容易在里面“兑水”，一般稿不起严重通胀。但是，金本位的货币制度遇到通缩时，各国也没有可能大手释放货币来刺激经济。其实，1929-1933年的大危机，最后也是通过英镑、美元分别于黄金脱钩以后才得以摆脱的。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全球主要货币早已与黄金脱钩，全球都早已进入“法定不可兑现货币”的时代。在这个制度背景下，各国当局只要担心通缩之痛，短期内就有足够的手段打开货币龙头，大手刺激经济。

所以，从全球格局的实体经济层面来看，发达国家与新型开放经济这两大板块从隔绝走向开放，由此激发出巨大的比较优势，推高了全球经济增长。同时，一旦金融市场爆发危机，引起了所谓系统性的恐慌、衰退和萧条，各国也还有一个松动货币供给、刺激经济的后手棋可以下。

至于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也有一个从估计不足到估计过于严重的过程。一位名家曾经判断，中国经济在2009年和2010年都将出现负增长 – 不要说保八，就是保零都艰难。这也是中国政府出台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背景。最后的结果，09年最低一个季度的GDP增长率，还是超过了6%。2009年全年过八，现在无人怀疑了。

在认识上还要加上一点，即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显著的，是中国的劳动者、建设者非常肯干，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干就什么也没有了。

对明年的经济形势怎么看？目前还是有担心，认为复苏不稳固，不可靠。有三个问题可问：未来中国的投资增速会不会减少？消费增速会不会减少？出口会不会增加？我认为，吧明年的投资和消费加到一起算，应该不会减少。这样看，只要出口回升，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就会加快。

我的基本观点就是中国的增长速度不是问题。问题是救市的代价。全球主要是这个问题，中国也是这个问题。总起来看，当全球和中国经济复苏的时候，某些失衡也会复苏。不仅如此，为了应对“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各国释放出太多的货币在全球漫游，究竟会对经济决策的环境造成什么影响，非常值得我们在“后危机时代”密切加以关注。（作者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周其人  编辑  潘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