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2月10日发表评论：西方“新闻自由”历史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理论武器，今天是西方新闻界对抗新闻管制的有效工具，同时也是西方国家全球扩张的战略武器。

西方“新闻自由”思想肇始于英国大诗人约翰 弥尔顿。弥尔顿因出版了一系列有关离婚的小册子而触怒了国会，因为这违背了1943年通过的一项法案：未经检查批准，任何人不得印刷书籍。1644年，弥尔顿到国会接受质询，力陈检查制度的弊端，强调出版自由是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这篇答辩词就是著名的Areopagitica。遗憾的是，弥尔顿于1651年竟担任了政府的新闻检查官，“对那些发表他不能容忍的主张之人进行镇压”。

弥尔顿阐述出版自由思想首先是为捍卫其个人权利。后来，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经过不断丰富和完善，对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反封建专制斗争中，新兴资产阶级高扬“新闻自由”的大旗。1776年，美国《人权宣言》阐述了新闻自由的核心：“媒体自由是自由的最重要堡垒之一，任何时候都不能受到政府的限制。”但事实上，按照西方的“把门人”理论，任何进入社会网络的信息都必须符合“把门人”的利益。

在掌握政治主导权之前，资产阶级曾被封建集权势力剥夺了话语权。所以在建国之初，资产阶级在设计制订国家制度时，全力保障新闻自由。今天，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各种自由民主理念深入人心，成为西方社会政治机器运行的重要基石之一。在民主国家里，任何政府、政党和政客都不敢逆民主自由大潮而动。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政治精英们既要把自己装扮成自由民主的捍卫者，又要千方百计地运用新闻媒体实施社会管治。为此，精英阶层必须竭力避免以行政手段干预新闻报道，而是运用间接的技术手段——通过改变信息供给的方式——来操纵传媒。与此相适应，政治传播学在西方社会得以高速发展，政治顾问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在实战中，政治顾问们已经摸索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传播策略，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内时事评论员单仁平曾说，“所谓的‘新闻自由’实际上只是在同一价值体系内有效，维护的是西方主流社会的利益。而一旦走出西方封闭的利益体系，面对其他利益群体，西方媒体立刻散发出‘独裁者’的味道，其面目令人吃惊。”单先生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西方“新闻自由”的双重性和虚伪性。

西方学者早就在研究“新闻自由”的相对性。菲利普?施莱辛格曾深入研究各种特殊状态下国家对媒体的控制程度。“消息和图像在战时都成了战略物资，必须像其他重要物资一样服从配给，有时甚至成了稀缺品。”英国学者苏珊卡?L?拉瑟斯等人发现，“战争时期的媒体看起来相互间也处于战争中，就像国家及其敌人一样。”

英国一位政治哲学家曾指出，当今时代的大多数战争是通过传媒进行的。当然，这里所说的“战争”泛指各种样式的国际对抗。前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曾说：“谁要是不相信可以通过道义上的压力，通过宣传的影响来取得成果，谁就是说昏话 。”为此，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后的时代，控制世界的国家将不是靠军事，而是信息能力走在前面的国家。”

政治学者Michael Hardt和Antonio Negri在其合著的Empire一书中提出，全球权力对当今世界的“统治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这种形式由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机构在一个单一的逻辑规则下联合组成。这种新的全球统治形式我们称之为帝国。”他们指出，“传播系统是与军事和金融力量并列的帝国的三股主要支撑力量之一。”当传播系统成为国家战略工具时，新闻媒体的客观公正性何存？所以，加拿大学者罗伯特·哈克特和赵月枝认为，“客观性说到底是一种意识形态。”

现代语言学奠基人Noam Chomsky在其名著Hegemony or Survival: America’s Quest for Global Dominance 中指出，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在全球推行“imperial grand strategy”，“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国际观察家指出，长期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为其国际干预和军事入侵制造“说辞”。无论“反恐”“反独裁”还是“以发动战争来结束战争”，都是美国构建全球帝国的策略之一。

加拿大女记者Naomi Klein在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一书中提出，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促进自由民主，反而带来了灾难。有些人为的灾难，譬如马岛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推行市场经济的恶果。自然灾难和人为灾难都为资本主义扩张提供了契机。当灾区人民惊魂未定时，自由市场的鼓吹者就为其设计好了重建计划，以从中攫取利益。

英国记者John Kampfner在 2009年9月出版的新著Freedom For Sale中说，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相依为命。在世界各地，无论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政府，都与其国民达成“协定”：镇压是选择性的。只要不挑战社会秩序，公民就可尽享自由生活，而大部分公民也乐意安享生活。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关系也大致如此。不幸的是，“选择性镇压”同样适用于国际事务。

西方“新闻自由”思想过去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理论武器，今天是西方新闻界对抗政府新闻管制的有效工具，同时也是新闻媒体和民主国家自我包装、自我营销的有效策略。

为巩固全球霸主地位，个别西方大国不断强化其“软实力”，竭力提升其对国际社会的裁判权威。当“反恐”“自由民主”都服务于国家利益时，新闻媒体也就程度不同地沦为战略工具。在此语境下，传统新闻理论已无力解释当今传媒的角色蜕变，因为后现代主义者深信“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真相”。

值得庆幸的是，在全球范围内，仍有很多令人敬重的传媒和新闻人在坚守专业操守。（作者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三略研究院传播学研究所所长  毕研韬  编辑  潘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