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2月11日报道：1月31日，中国国家通讯社受权播发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世纪以来的连续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　　

通读一号文件全文，“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新的资源要素进入农村，当然可以适当改善农村的面貌，特别是上世界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城市发展吸走绝大部分金融信贷，农民获得贷款越来越困难，对于发展农村极其不利。此次一号文件提供发展村镇银行，加快培育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有序发展小额贷款组织，希望可以缓解农村金融枯竭的局面，增加农村本身的造血功能。这是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一大亮点。

但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转移步伐，仍需要以更大的政策力度加以推动，向城市中国的加速转变，应该成为新的共识，在政策层面上需要体现出更强的紧迫性。

2500年的中国小农经济证明了，一家一户小农靠农业致富不可能。解决农民问题，还必须跳出农村本身。通过城市化让绝大多数的农民变成城里人，让他们在城市里安居乐业扎下根来，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从国际上来看，二战以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农民比例用了仅30年，就从50％以上降到10％以下，其城市化人口的总规模并不低于中国农民人口规模。中国改革近30年，农村人口仍保持在60％左右，比起大多数西方国家，显然是不正常的。

未来中国农村发展方向一直是中国学界讨论的焦点。对农民的专业合作社组织，此次中央一号文件也有涉及。参照国外的经验，农民协会同样应该是中国乡村未来的重要组织形式。但事实上，中国农民的谈判能力低下，根本之处还在于农民的数量极其庞大，难以像日本韩国的农民以合作社或农民协会的方式那样组织起来。如果多数农民尚不能在城市里站稳脚跟，这样的合作社组织，事实上就难以获取很大的利润空间，相反却要支付高昂的组织成本。将发展农民协会和合作社作为农村发展重点的思路，目前多少还有些一厢情愿。

因此，笔者特别关注此次文件“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提法，这是中共执政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说明开始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问题的关切。中国农村问题其实不再是单纯的“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在原有的三农问题基础上，又新增了一个“农民工”问题，已经变成“四农”问题。

通过对农村的矛盾分析看，免除税费之后的中国农村，原有的矛盾冲突在下降。而大量农民特别是新生代农民进入城市变成“农民工”，使得农民工问题越来越突出。现有的带有隔离性质的政策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和压力，新生代农民与他们父辈不同，他们多数受了中等教育即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打工，是完全意义的工人，除了农村户口之外，他们身上并没有多少农民的元素，他们甚至不会耕作，因此，农村不可能是他们的归宿。如果不能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安家乐业，则中国社会便是一个断裂特征非常明显的社会，这一群体在未来不远的时间将成为中国社会最大最可怕的隐患。因为一方面，这一群体的人数巨大，另一方面，这一群体聚集的特征明显，不满情绪容易散播，其破坏性也大。最近，广东“东莞双刀内裤男上演的一出戏剧化的情景，一位80后农民工觉得自己窝囊了一辈子，手持两把杀猪刀，下身仅穿内裤，冲上马路，一遍遍劈砍路旁一家建筑公司的大门，其后在与警方对峙数小时后，束手就擒。一个内心极度扭曲的人，以一种爆发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窝囊了一辈子，要做件大事”，这便是他内心的呼喊，也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典型性情感宣泄。

2010年的一号文件就此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这一口径相比较现实，并没有给人多大的惊喜，事实上各地的中小城市落户都在逐步放开。而且农民工在意的也不仅是在城镇落户，他们看重的并不是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而是能否享受到城市的社会保障以及受教育的权利。至于拥有农村户口也不是什么累赘，有农村户口，意味着可以另外在农村拥有宅基地和耕地。实施积极的城市化，关键不仅仅是放开户口，更在于不分户口，普遍提供国民待遇，使得附着于户口的特殊功能实现均等，包括向农民工子弟提供同等的城市教育，普遍向农民工提供保障住房，做到安居乐业。一号文件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发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信号，但在具体做法上显然还欠缺许多，并没有拿出多少开拓性的举措来。

执政者应该从宽广和前瞻的视野看待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打破户籍制度的樊篱，并给予农民以公平的公民待遇，让他们成为城市公民，不仅是推动农村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同时它还制约着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展开。如果实现不了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的转变，事实上所谓的法治变革也难以提上日程，因为从根本上说，法治政府是城市化国家的需要。

如果没有进城农民的公民待遇，中国发展的代价，仍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牺牲农民和农民工的利益来承担和维系。这显然不是一种良性的循环。从第一个一号文件至今，“三农”依然是需要亟待求解的问题，中国的转型尚未出现实质性的突破。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不能仅仅把视野局限在农村的硬件建设，比如“建材下乡”这样的措施，其效率究竟如何，尚值得怀疑。只有积极的城市化政策，才是对新农村建设的最大支持。历史已经具备了条件，步子应该大一些，魄力也应该再大一些。（作者是北京新京报评论部   张传文  编辑  潘忠明）